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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晋 南朝（317—420年）（420—589年）
东晋、南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两汉政治、经济制度的继续和发展。在这期间，长江以南的开发迅速，经济发展较快。
一、东晋偏安江南
1。东晋的建立
永嘉南渡 永嘉（307—313年）是西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在这期间，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等相继起兵，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等相继称帝，还连续攻破洛阳、长安，俘虏晋怀帝、愍（mǐn皿）帝，灭亡西晋。史称此事件为“五胡乱华”。当时的战争带有严重的民族仇杀的性质，所以十分残酷。如匈奴人刘曜攻破洛阳时，杀戮贵族、官僚、庶民三万余人，京师洛阳变为一片瓦砾。羯人石勒在东郡击败晋军，杀王公以下十余万人。汉族官民纷纷南逃，史称“永嘉南渡”。西晋末年，琅邪王司马睿（ruì瑞）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驻建邺①。江南战争很少，社会稳定，在永嘉及以后的时间中，北方的贵族、官僚及士族、大地主纷纷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居民也往往随从大地主南逃。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居民多者有千余家，人口达数万人。少的也有百余家，数百口人。有的逃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镇江）以南。《晋书·王导传》曰：“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王与马，共天下 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西晋灭，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领们于次年拥立司马睿为晋王，又次年立为帝，是为元帝，建都建康，史称东晋。
司马睿在洛阳时，就与王导“秦相亲善”，“契同友执”。王导属琅邪王氏，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他随司马睿到建邺（建康），建议睿从南来的士族中，“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争取“侨姓士族”的拥护。又建议拉拢江南“吴姓士族”。司马睿果然得到“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拥护。司马睿称帝，王导和其族兄王敦的功劳最大。他以王导任丞相，掌大权；以王敦任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几乎包括当时东晋全境）诸军事、江州刺史，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①之说。在司马睿登帝位，接受将吏朝拜时，他让王导“升御床共坐”②，可见王家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之高。朝廷和地方官吏，几乎都由侨姓和吴姓士族及其子弟充当。“侨置”与“土断” 永嘉南渡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原地区的人口南逃的极多，仅登录于官府户籍的，就约有七十万人。还有相当数量被控制在大地主手中，作为私家奴役的人口，未登于户籍。也有不少漂流不定的人口，叫做“浮浪人”，亦没有户籍。这些南渡的人口叫做侨人、侨户。侨人的绝大多数是按照宗族、乡里相聚而居的，侨姓士族、地主往往是侨人的自然首领或主人，他们以拥有侨人作为自己的势力。东晋统治者为了控制侨人，也为了维护侨姓士族的利益，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暂时借地重置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州、郡、县，并仍用旧名，叫做侨州、侨郡、侨县，简称“侨置”或“侨立”①。如在京口侨置徐州，在江乘（shèng胜，今江苏句容北）侨置琅邪郡与临沂县。刘裕收复青、徐等州后，曾在原州、郡名前加一“北”字，与侨州、郡相区别，如北兖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刘裕代晋后，又取消“北”字，恢复旧名，而另在侨州、郡名前加一“南”字，如南兖州（治今江苏镇江）。初置侨州、郡、县时，规定侨人有户籍的，免除赋役，这对招徕北人和鼓励登录流人于户籍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南方原有的郡县叫做“土郡县”。土断是东晋和南朝废除侨置、将侨人的户口编入土郡县的办法。东晋设侨置，本来是一种临时措施。侨置设立后，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一、版籍混乱——侨置某个州、郡、县，本来是为某原州、郡、县的南来人口而设。可是南来人口都是流民性质，在同一侨置中，往往杂居着来自不同州、郡、县的侨人，因之侨置郡县林立。如今江苏南部就有侨郡三十三，侨县七十五。又在侨置郡县中，所居不全是侨人。如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境内，全部人口为四十二万余人，其中侨人约为二十二万余人，其余二十万为土著。许多土郡县内也有或多或少的侨人散处。又由于侨人居处并不固定，经常流动，致使侨置郡县也常改变。二、影响财政——侨置郡县或侨人是不征租税徭役的。士族地主们乘机广占田地，大量地隐瞒户口，时间已久，这就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调。晋成帝（326—342）时，已开始推行“土断”。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又大规模地实行“土断”，称作“庚戌土断”。土断由桓温主持，严厉清查户口，对隐匿（nì昵）户口的豪族地主也给予惩处。这次“土断”的成果很大。“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
2。东晋北伐前秦南征
东晋建立前期，曾多次出兵北伐，最重要的是祖逖（tì替）和桓温的北伐。在北方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些国家也曾一再南征，最重要的事件是由前秦南征而发生的“淝水之战”。祖逖北伐 祖逖是范阳遒（qiú酋，今河北涞水县北）人，士族家庭出身，曾做过职位不高的官吏。在刘曜攻陷洛阳时，他率亲族邻里数百家，南逃至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后又调他到京口，任军谘（zī兹）祭酒。祖逖上书司马睿，要求北伐。他说：“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①他估计，只要南方的晋兵一出，北方人民必然群起响应，中原可以收复。可是司马睿只想在江南建立他的统治，对北伐并无兴趣。因之给了祖逖以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名义，又给了一千人的口粮和三千匹布，作为军用物资，要他北伐；但却不给士卒和兵器，要他自行招募和打造。永嘉七年（公元313年），祖逖毅然率领自己原有的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流击楫（jí集）、慷慨发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①祖逖在淮阴（今江苏清江）冶铸兵器，招募士卒，队伍扩大到二千余人。他进军至今河南地区，联合当地的起义武装，大破石虎（石勒之侄）军五万余人，又连破石勒军，一时“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不敢窥兵河南”。可是正当祖逖准备渡河北上，“扫清冀、朔”②的时候，司马睿派来了戴渊为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征西将军，以牵制祖逖。祖逖忧愤成疾，于公元321年（大兴四年）病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北伐停止。后来祖逖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去。桓温北伐 桓温是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晋明帝之婿，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公元347年（永和三年），他率军入蜀，灭了賨人李氏的汉国③，声威大振，他后来曾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公元354年（永和十年），他亲率步骑四万余人，连败氐族所建的前秦，直抵霸上（今陕西长安东），当地居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④桓温因军粮不继，未能攻克长安，退返襄阳。第二次北伐是在公元356年，桓温击败羌族贵族姚襄，收复洛阳。桓温向晋穆帝建议还都洛阳；又建议自西晋末年以来南迁的士庶人等，一律返回故乡。可是这时自皇帝下至达官贵人，均安于江南一隅，不愿北还。桓温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和其他已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掉。第三次北伐是在公元369年（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人大破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可是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只得退兵。在退兵途中，晋军遭到前燕骑兵的追击，死者三万余人。桓温北伐，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可是东晋统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