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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御史台——东汉初年，改御史大夫为司空，管工程。原属御史大夫的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府），掌监察，秩千石。御史中丞下有治书侍御史二人，掌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十五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官吏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2。司隶校尉——西汉武帝时置司隶校尉，至成帝时废除。东汉又复置，兼领一州事①，秩比二千石。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司隶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参与议论朝政时，位在九卿之上，朝贺时，处于公卿之下。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②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会同并专席而坐，号曰“三独坐”。3。州刺史——东汉初年，在司隶校尉辖区之外，分全国为十二州（部）③，每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国，检阅刑狱情况，考察长吏政绩，年终奏于皇帝。刺史的属官与司隶校尉略同。三套监察机构的恢复和加强，对加强皇帝的权力起了巨大的作用。集军权于中央 刘秀一再削弱地方的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他在建国不久，就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兵权并归守、相。后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④，还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⑤。从此，守、相的军权也被取消了。郡、国的军队很少，一般不能作战。大的战争要依靠中央的军队。中央的军队主要有四支。在首都有两支，就是南军和北军。南军又分两部，一部归光禄勋①管辖，下设有七署，就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掌守卫宫殿和侍从；另一部归卫尉管辖，掌守卫宫门。北军置中候一人，下分为五营，就是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每营设校尉一人，掌营兵，保卫京师。地方上有两支，一为黎阳营，合幽、冀、并三州兵骑而成，驻黎阳（今河南浚〔xùn迅〕县东），以谒者监军②。主要任务是守卫黄河以北，以为首都雒阳北面的屏障。一为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主要任务是守卫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亦是首都雒阳西面的屏障。安帝时，为了防御鲜卑贵族的侵扰，又增置渔阳（今北京怀柔）营兵。此外，还有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统率的边防驻军，亦直属于中央。
2。社会经济政策
刘秀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绝大部分都是西汉的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解放奴婢 奴婢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留下来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汉哀帝和王莽时期都没能解决。刘秀称帝的次年（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就下令解放奴婢。从这年至建武十四年，共下解放奴婢令六道，解放奴婢的地域范围，适用于全国；奴婢种类，包括了因贫穷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为官奴婢者，被权势之家略为私奴婢者等等。有抗命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刘秀还在建武十一年的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如二月的诏令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①刘秀的解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的政策的实行，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度田事件 土地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留下来的另一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汉哀帝和王莽时期亦没能解决。东汉初年，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土地问题稍有缓和。当时刘秀亦未想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解决。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二、便于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②，他们隐瞒的田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很多，反对清查。地方官吏惧怕他们，有的贪于贿赂，就互相勾结，任凭地主谎报；而对农民，不仅丈量田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以上报充数，这就给广大农民制造了极大的痛苦。刘秀以“度田不实”之罪诛杀了十余个郡太守，下令加紧度田。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不明真象，也跟从大姓兵长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刘秀一再发兵镇压反抗者。“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后来刘秀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反抗者们“自相纠敗╰í惕，揭发），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③对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到他郡、县，给予优厚的田宅安排，不予处罚。这实际是一种妥协政策，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斗争也就平息下来。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汉前期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恢复、发展速度比西汉前期慢一些，至刘秀之子明帝时，情况已相当好转。《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状况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rěn忍），百姓殷富。粟斛（石）三十，牛羊被野。”至和帝永兴①元年，有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余顷。②此后百年间，官府历次统计的数字基本上维持了这一水平。这个统计数字比西汉末年的统计数字要少得多。所以这样，不能说东汉的户口、田地比西汉少了，主要是由于刘秀的度田、检查户口的措施未得较好的实施，豪强地主们（大姓兵长）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依附人口。
1。农 业
农具的改进 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较西汉更有发展，这和铁农具、耕牛更加广泛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各个省份的考古工作中，都有大量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铁农具出土。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亦都有不少铁农具被发现。铁农具的种类和西汉基本相同，略有增加，主要是在器型方面有很大的改进。以铁犁为例，有长宽各四十多厘米和各三十多厘米的大型铁犁，有长、宽各二十多厘米的中型铁犁，也有宽度只有十几或不足十厘米的小型铁犁，这些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犁锋部的角度缩小，刃部加宽，而且较普遍地使用了犁壁，这样的犁具便于深耕、快耕、翻土、碎土，而且坚固耐用。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四省未发现铁犁，但其他铁农具发现很多。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式铁农具，重要的有全铁曲柄锄和䥽（pō泼）镰等。曲柄锄是中耕农具，全铁曲柄使用起来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