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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太子在长安宿卫时娶的。婴齐死，摎氏子兴立，母子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①丞相吕嘉反对内属，杀摎氏和南越王兴及汉使，另立婴齐的越妻之子建德为王，与汉对抗。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以楼船（水兵）十万人，分四路进攻南越。第二年，破番禺（今广州），俘吕嘉、建德等，以南越地置儋（dān单）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4。西南夷。西汉建立之初，因国力薄弱，曾一度放弃秦始皇在通西南夷的五尺之道附近设置的政区。虽是这样，西南夷与巴蜀之间的联系却在日益发展。汉武帝伐南越时，夜郎侯请求改夜郎为郡县。武帝以夜郎为犍（qián钳）为郡（今四川宜宾），封夜郎侯为王，赐王印。张骞从西域归来，说在大夏见到蜀布和邛（qióng琼）竹杖，得知是从在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的蜀商买来的。又得知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在邛西二千里。他认为汉欲通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经河西，易为匈奴、羌人所阻。如自蜀通身毒，路既近，又无阻碍。这就是通向西南的丝绸之路。武帝派出十余批人经略西南夷，寻求通身毒之路。但过滇而西，至今洱海附近，都为昆明夷所阻。武帝就以且（jū居）兰为牂牁郡（今贵州黄平），邛都为越帯▁ī西）郡（今四川西昌），筰都为沈（chén臣）黎郡（今汉源东北），冉（máng忙）为汶山郡（今茂汶县北），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西和），滇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赐滇王王印。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颗汉式金印，文曰：“滇王之印”，证明了文献记载是可靠的。
5。朝鲜高句丽。朝鲜和高句（gōu勾）丽东西并列分布于鸭绿江南北。战国时期，属于燕国。秦和汉初，中原战乱，旧燕、齐、赵地区的人民逃入朝鲜的达数万口。汉武揭发帝曾在这里置玄菟、临屯、乐（lè勒）浪、真番（pān潘）四郡。这里受汉文化影响很大。在今吉林、黑龙江及其以东以北地区，还有乌桓、鲜卑、夫余、挹娄等族，已与西汉王朝有政治或经济联系。
五、西汉中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1。汉武帝政策的转变
土地与奴婢问题 西汉自文帝时开始，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至汉武帝时，情况已很严重。大量的农民失掉土地，到处流亡，沦为奴婢的人极多。这时已有人呼吁，说“土地”与“奴婢”问题是两个重大社会问题。可是起初，汉武帝对此很不重视，他征调大量的徭役在长安大造宫殿苑囿，真是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其他贵族官僚也是如此。如景帝之子中山王刘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他还曾不知羞耻地对赵王彭祖说：“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①他和其妻窦绾两墓都在今河北满城山崖中。1968年发掘时，出土有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大量随葬品，还有两件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这样多而精美的器物都是剥削而来。
当时，汉朝正对匈奴进行长期的战争，还经略南越和西南夷，人力物力的消耗已很严重；再加统治阶级贪婪无厌，徭役频繁，赋税有增无已，更加剧了社会的危机。流民起义 当时的破产农民，成群结队地逃亡各地。据元封四年（前107年）统计，当时的关东流民多达二百余万口。流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各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南阳一带，以梅免、百政为首；楚一带以叚中（jiǎ zhòng假仲）、杜少为首；齐一带以徐勃为首；燕、赵之间以坚卢、范主为首。①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自立名号，攻城夺邑，释放囚犯，捕杀守、令，严重地威胁了西汉王朝的统治。汉武帝一再派中央重要官吏，衣绣衣，持节和虎符，发兵镇压农民起义，都未成功。武帝制定“沉命法”，自郡太守以下大小官吏，对辖区内的农民起义不及时发觉镇压者，处死。可是农民起义已有燎原之势，郡守县令无力镇压，就欺瞒不报，起义更加发展。轮台罪己诏 武帝的暴力镇压政策失败了，他感到问题很严重，需要改变政策。早在元封五年（前106年）以前，他就感到社会问题已很严重。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②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建议武帝在轮台以东扩大屯田，加派屯田卒，增置校尉领护。武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③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bèi倍），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④又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⑤从此，汉武帝停止了对外的征伐，转向对内政的整顿，主要是实行“息民重农”政策。他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田千秋和桑弘羊不同，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在政治上不愿有所兴革，只想平安无事。这种作风符合武帝当时的思想。武帝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改进耕作技术，发展生产。汉武帝的政策的改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社会逐步安定下来，生产有所恢复发展。昭帝和宣帝前期，霍光辅政，继续奉行武帝的这一政策，减少徭役和赋税；放弃酒榷政策，改归民营；又在首都长安和各郡县广置常平仓，控制物价；还“假民公田”，就是将国有土地出借给贫苦农民耕种，不收租税。这些办法亦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所以史称“宣帝中兴”。至西汉末年，据官方统计，西汉王朝的本部（西域都护区除外），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有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已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①
2。“限田”与“再受命”
西汉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还是土地和奴婢问题。加剧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兼并，二是政治黑暗。农民和铁官徒起义 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迅速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更加奢侈腐朽。元帝追求享乐，不问政事。成帝为自己前后造了两座坟墓，化了十五年时间，耗费民工以万万计。外戚王氏大造宅第，妻妾数百人，僮奴以千数。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强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有民田，他卖给国家，得钱一亿多。官僚张禹有田地四百顷，都是泾、渭间灌溉方便的膏腴上田。可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更加困苦。《汉书·贡禹传》曰：“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zuó昨，揪）揪（草）杷土，手足胼胝（pián zhī便脂）。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穷则起为盗贼。”当时起义的，有农民，也有铁官徒。如从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至永始三年（前14年）的十五年间，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广大地区多次发生农民或铁官徒起义。其中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领导的起义，杀东郡太守和汝南都尉，转战十九个郡国。这些起义给予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限田之议 哀帝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建议实行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婢数量的政策，史称“限田限奴婢之议”。办法是：“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①这个办法制定之后，遭到了外戚丁氏、傅氏和权臣董贤的反对。②“限田”的政策未能实行。以后哀帝一次就赏给董贤田地二千顷，完全违背了“限田”政策的精神，“限田”之事再也无人提了。当时，鲍宣说，人民有七亡、七死，主要原因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③，“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酷吏殴杀”，“治狱深刻”等。当时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再受命”闹剧 西汉王朝的统治迫近于末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