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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组把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建国后为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的张重一拘留起来，进行轮番逼供审讯。其
实，张重一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他只认识杨承祥和其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江青就是按这种
逻辑拘留张重一的，真不愧是“康老”的徒子徒孙。
当时，审讯张重一的录音带共有80多盘，后来有些被洗毁，仅剩下20盘了。
这些录音夹杂着病人的嚎叫声、痛苦的挣扎声和制止挣扎的声音及对他的呵斥声、逼问声和语无伦次的回答声等。
对张重一这样一个垂危病人的逼供、诱供及折磨，他在昏迷状态中语无伦次、互相矛盾的交待，使江青、康生等如
获至宝。就凭这个“口供”和另一个病人杨承柞类似的“口供”，他们定下了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1929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
“叛徒”的帽子！
那是1929年8 月22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孟用潜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
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时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
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
保释放”。其中对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1967年5 月22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在1968年1 月22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1929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是交待过刘少奇和我1929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
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1967年1 月10日，戚本禹在同总政文工团一些人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
大的组织者就是刘少奇。”2 月12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讲话时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
部、监委、工交等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
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叛徒。”
3 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在批示中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
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
这个批示显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而毛泽东在明知内情的情况下，仍然同意将此案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借此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这个问题上，康生说的更明白：“抓叛徒的问题……红卫兵做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
多贡献。”“为什么要将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材料那时发下去呢，那是为了证明，刘、邓不但有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
线，而且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而红卫兵小将们显然又是被野心家和政治需要所利用了。
周恩来涉险过关
1967年5 月，江青利用国民党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共党启事》企图迫害周恩来。
1932年2 月，《申报》、《新闻报》等报纸相继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周恩来早在1931年已进入苏区，不
可能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启事”。此事后经中共中央查明，纯系国民党特务的捏造。
没想到30年后，在“抓叛徒”的高潮中，当江青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交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时，说“他
们发表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康生了解“伍豪启事”事件全过程，却不说明事件真相。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给毛泽东写信，说明事件原委，并附上周恩来亲自编写的与此事有关的大事记、由毛泽东签署的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判处登载伪造启事而又拒绝刊登更正启事的上海报纸的总经理以死刑的布告和有关的上海
报纸。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2月22日，北京大学又有人写信反映此事，毛泽东1968年1 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这样，周恩来才算涉险过关。
1967年6 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指出“抓叛徒”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5 项规定，
如“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要把有一段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
区别开来。”
但各地执行起来不但不按政策，反而适得其反。1968年2 月5 日，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
徒工作情况的报告》，在批示上中央毫无根据地说：“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萧等叛徒和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要求各地“坚持群众路
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
来。”
由于上述文件的下发，各地造反组织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有结论的问题统统加以复查，甚至捕
风捉影地“挖出”了一大批“叛徒”。
1967年初，南开大学“八。一八”、“八。三一”红色造反派抓叛徒战斗队各小分队转战大江南北，协助西藏歌舞
团造反派，“揪”出了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大叛徒”王其梅。协助江苏化学公司造反派，“揪”出该公司政治部主
任、“大叛徒”方立几。
仅据当时以“抓叛徒”红透中国的南开大学“八。一八”和“卫东”红卫兵两派组织宣称，他们的活动涉及并迫害
的行政12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即达1200余人。
1967年5 月份，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与石油部机关宣布“揪' 咄”叛徒“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周文龙和财
务司副司长宋冠英。中国人民大学”三红“宣布”揪“出”叛徒“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等30
多人，北京铁道学院将铁道部副部长李梨初、院党委副书记陈迪威宣布为”叛徒“；北京地质学院宣布院党委副书记周
守成为”叛徒“，北京轻工业学院将院长朱康定为”叛徒“，中央民族学院”抗大公社“红卫兵将院党委贺致平与陈林
定为”叛徒“；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宣布挖出”大叛徒“前院长何磊。
“中央首长”指出了下一步的方向
在抓“叛徒”的浪潮中，也有不少中学生红卫兵参与其间。
石天勇，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以深挖叛徒为名，迫害革命干部，制造了闻名全国的“深泽叛
徒集团”的假案。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石天勇在天津一个中学读书，参加了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串连，到处点燃“文化大革
命”的烈火，石天勇也参加了。那时候，石天勇“以天下为己任”，处处冲杀在前，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真是
“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1967年1 月份，上海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当时，极左思潮盛行，什么事都要和阶级斗争扯在一起。报纸、电台经
常宣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还说：“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
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
石天勇确信这是事实，所以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觉得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