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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摸一顿饭的功夫，曹兴丹急匆匆赶回来说：“赶快收拾东西，立刻出发。”
“这么大雨？”王会有忧心忡忡地问。
曹兴丹说：“有人送咱们出海。我把剩下的拾几块钱和我的那块手表都送给船老大了。他答应送咱们一趟。乘着大
雨不容易被发现。他说今天晚上虽然有雨，却没有风，正好出海。”
四个人乘着夜色，冒着大雨，摸出村寨，来到海边。船老大已经等在船上了。
四人上船。船老大一言不发，解缆推舟，小渔船漂漂悠悠，离开海岸，向大海深处驶去。
四个北京来的中学生，不约而同面向北方凝视着。女孩子已经忍不住抽泣啼哭起来。
曹兴丹低声说：“妈妈，我走了。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20年后，曹兴丹果然回到北京，探望父母。陪伴他的正是那位不要家乡要情郎的女孩子，只不过早不是情窦初开的
少女，而是位颇有些风韵的妇人了。
谈起20年前的往事，曹兴丹只有四个字：“不堪回首。”
“文化大革命”期间，逃往香港的人，大多数都抓回来，或判刑或劳教，不少人在海上遇难，尸骨不还。
曹兴丹四人算是幸运的，平安到港，又没碰上香港警察。经过一番艰难困苦，四个人总算安了一个家。
王会有开了一家餐馆，当上小老板，挣下几个钱，正准备到北京来开分店，北京有关单位表现出极大兴趣，把临街
300 多平方米的铺面房入了股，算是合资。这家单位领导不知道，王会有在香港的本店，算上厨房才不过40平方米。
最不幸的是那个在香港有个姑妈的女孩，第二年就因劳累过度，得了结核病，没钱看病，眼睁睁地病死了。
曹兴丹等人也曾卖血换钱，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她姑妈开始还接济几个钱，但人家自己也不富裕，而且又是从未
蒙过面的亲戚。
曹兴丹原本打算找到叔叔，继续上学，将来当个大夫。同伴的死深深刺激了他，他下决心要挣钱，挣大钱。
20年后，曹兴丹衣锦还乡，以他父亲的名义，向医院捐了一批医疗设备，算是补偿自己少年时代的过失。
至于他有多少钱，是怎样挣来的，没有人知道，就连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也只能从他身上一处处的伤疤中揣测其
中的隐秘与残酷。
第十三章 农民抗拒狗日红卫兵
总理终止革命大串连
1000多万学生在神州大地上涌动。随着天气渐冷，问题越来越多。南方的学生到北方没有冬衣，住宿没有被子。有
的人生了病，甚至发生个别学生死亡的事，而且学生们涌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许多麻烦，也直接影响了当地人民的正
常生活。不仅北京告急，全国各地也纷纷告急。
一份份告急电报送到中南海西花厅，摆在周恩来的面前。
大串连已使国家不堪重负。
大串连必须停止了。
周恩来亲自起草“暂缓”串连的通知
1966年10月1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达到150 万。国庆节后，中央又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
生串连一个月，还要求按进出北京各150 万人至170 万人的规模安排运力。
一个车厢可坐100 人左右，一列客车是12个车厢，150 万人就得1000多趟列车，更不要说进出各150 万人甚至更多
了，按照当时的运输力量，这就是说，其他的货运、客运全部停止，光运学生也运不过来。
谷牧向周恩来叫苦：“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 万人很难安排。”周恩来说：
“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中央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
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停顿，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可是，这些方案和周恩来提出的困难，仍没有得到中央常委的重视。
事实上，大串连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中央的预想：不是150 万人，而是上千万。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是人
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谁也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更何况吃、住、行都不用花钱，也不用害怕耽误功课，因为全国大中小学
都已经“停课闹革命”，而且还可以游山玩水呢！
于是，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几乎每个车厢都挤了几百人，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出差的同志回不了单位，
奔丧的人回不了家，串连的学生也不是个个都能挤上火车、轮船，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一切交通秩序、生产秩序
都被打乱了。
为了早一点进京串连的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在上不了火车的情况下，15名红卫兵决定徒步而行。8 月25日，他
们打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旗子出发，历经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2000多里，终于抵达北京。
这一举动正巧给了为“大串连”造成交通运输严重困难而苦恼的中共中央一个启示，10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高度赞扬“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
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社论希望“各地的革命师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积极响应步行大串连的红卫兵。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连队
伍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移动。10月底，天津市白求恩卫生学校“长征革命队”步行向延安进发。一些地区红卫兵甚至决定
沿红军当年长征路线再走一次。当红卫兵徒步串连的队伍踏上征程时，已是初冬时节，这种“长征”式的串连对红卫兵
们的意志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然而多数学生依然乘车串连，毕竟乘车比徒步快捷、舒服，少数学生徒步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挤的状况。大
量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都难以调运，工业用品和粮食的调拨极为困难，已开始危及许多城市市民的生活和工业生产。
正正月初，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之所以说“暂缓”而不
说停止，首先是为了能使这个通知在中央通过。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要靠学生串连冲垮各级领导，
怎么能同意停止串连呢，另外，这样一场上千万人的行动，也不是一个紧急通知就可以停止的，只能由近及远，由易而
难，需要做大量复杂的工作。
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看来，大串连初始，把北京的火种燃向祖国各地，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后来，各地造反派相
继组织起来，红卫兵的革命大串连已经逐渐转变为免费大旅游。除了给铁路。公路的交通运输造成空前紧张之外，更重
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尖兵、先锋们都外出串连，造成冷落革命的冷冷清清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整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串连的发展趋势显然违背了这一根本目的。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恢复轰轰烈烈的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形势”，停止串连，回校闹革命便成为当务之急。
董革命抢搭最后一班车
11月10日，北京红卫兵和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等外地来京红卫兵组织，联合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
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并发出“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热热闹闹开完大会，董革命等几个中学生在回家的路上，议论说：“看样子，大串连要结束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再出去一趟。”
几个人分头行动，制作了一面红卫兵长征队的红旗，购置了手电筒、小刀、行军壶等必要物品。董革命临出门前，
把他妈妈的手表偷走，留下一张纸条，说是革命需要，暂借手表一用。第二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誓师出发。
董革命原名董文藻，“文革”期间，他先造自己的反，改名革命。但同学们多叫他的外号：老四。并不是他在家排
行第四，而是因为他生就一个水蛇腰。中学课本里有一课文选自《创业史》，描写了一个弯着水蛇腰的人物叫任老四。
于是，凡学过这课文的学生群中，都有一位绰号叫老四的。
董革命为人热情，肯吃亏，乐助人，在长征队中自然而然成了核心人物。
他们清晨5 点从天安门出发。高举红旗，昂首挺胸，沿长安街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