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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么能够晒太阳呢！肿瘤切忌加温，难道您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我以为指的是不能用热水袋呢。”
“可是更不能晒太阳。”
“这就是说，黑海的海滨浴场是不准我去的接？”
她点了点头。
“生活啊…哪怕把流放换成去诺里尔斯克也行。”
她耸了耸肩膀。这不仅超出了她的能力所及，而且也超出了她的理解所及的范围。
这会儿就该问她：为什么您说已经出嫁了…难道没有丈夫——是一种屈辱吗？
然而他问的是：
“您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什么？”
“为什么不遵守我们的协议。您答应过，要亲自给我输血，不交给任何实习生来做。”
“她不是实习生，相反，她是专家。专家们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插手。不过她已经走了。”
“怎么走了？”
“给叫去了。”
懊，走马灯！要摆脱走马灯，还得靠走马灯。
“这么说，现在由您来管了？”
‘堤的。不过您说的陈血是怎么回事？”
他一摆脑袋指给她看。
“这血不是陈血。但这不是要给您输的。您要输250毫升。这才是给您的。”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从另一张小桌子上取来一只瓶子让他看。“您看上面的标签，仔细检查一下。”
“说真的，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是可恶的生活把我搞成这样的：对谁也不相信，对什么都要自己检查。可是您以为，在不需要检查的时候我不高兴吗？”
他说这话时是那么疲劳，似乎已奄奄一息。然而，他不能完全不让他那善于观察的眼睛去核实一下。结果他看到标签上写着：“A型——伊·列·雅罗斯拉夫采娃——3月5日。”
“噢！3月5日——这非常合适！”奥列格振奋了起来。“这很有好处。”
“您总算明白了这对您有好处。可您争辩了多少次！”
其实是她不明白。赔，算了。
于是他把内衣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让右臂放松，搁在身旁。
的确，对于他这样老是存着戒心处处留神的人来说，最大的轻松就在于把自己交给信得过的人。现在他知道，这个态度和蔼、几乎同空气一样轻盈的女人，每一个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都轻手轻脚，决不会出什么差错。
所以他躺在那里，仿佛是在休息。
天花板上一大块淡淡的、像花边似的光影，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连这个不知由什么反射过来的光影，此刻也使他感到亲切，为这一整洁、安静的房间增添了一种装饰。
而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却循诈地从他静脉里抽出了几毫升的血，摇动离心机，倒在分成四格的盘子里。
“为什么要分成4格？”他问这话仅仅由于一辈子都习惯于到处问长问短。其实，此时此刻他甚至懒得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一格是为了确定相容性，3格是为了核对血型。以防万
“如果血型符合，何必还要确定相容性？”
“那是要看病人的血清同献血者的血会不会凝结。这种情形很少，但是不等于没有。”
“原来如此。可为什么要转动呢？”
“为了剔除红血球。您倒是什么都想知道。”
当然，不知道也可以。奥列格望着天花板上渐渐变得隐约可见的光影。世上的事不可能全知道。无论怎样，到死的时候还是个傻瓜。
顶着白色冠冕的护士把3月5日的那瓶血浆倒过来固定在架子的夹错上。之后她把一个小枕头垫在奥列格的胳膊肘底下，用一条红色的橡皮止血带扎在他臂肘的上方并开始绕紧，一边以日本式的眼睛注视着，看紧到什么程度算是够了。
奇怪，他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姑娘身上有什么谜。其实什么谜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姑娘罢了。
汉加尔特拿着注射器走了过来。注射器是一般的那种，里边装有透明的液体，然而针头却不寻常：它不是针，而是一根细管子，末端呈三角形。当然呷，管子本身倒没什么，只要不把它往你身上插。
“您的静脉可以看得很清楚，”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他说话，其实却颤动着一边的眉毛在寻找。接着，她使劲把那可怕的针头插了过去，似乎可以听到皮肤破裂的声音。“瞧，已经好了。”
这里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为什么用橡皮带绕在臂肘上方？为什么注射器里有水一样的液体？可以提出来问，也可以自己动动脑筋想：大概是为了不让空气冲进静脉，也为了不让血液冲进注射器。
其时针头还留在他的静脉里，止血带由放松到解除，注射器被巧妙地拔去，护士把输血装置的端头在小盘上面甩了几下，把最初的几滴血甩掉，于是汉加尔特就把这个端头代替注射器接在针头上，就这样一手按住，一手将上面的螺丝稍稍旋松。
在这个装置稍粗的一截玻璃管里，一个接一个的气泡开始慢慢地穿过透明的液体升起。
随着气泡的上升，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冒出：为什么用这样宽的针头？为什么把血甩掉？这些气泡又说明什么？然而，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么多问题，叫一百个聪明人也来不及回答。
如果要问，他倒是想问问别的事情。
房间里的一切都似乎呈现出节目的欢快，天花板上的这个淡淡的光影尤其如此。
针头得一直那么插很久。瓶子里血液的水平几乎看不出在降低。一点也没降低。
“您还有事情要我做吗，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日本姑娘模样的护土婉转地问，同时又注意听自己的声音。
“没有了，没有事情要做，”汉加尔特轻轻答道。
“那我这会儿想出去一下……半个小时，可以吗？”
“我倒是没有事情要您做了。”
于是这护士顶着白色的冠冕一溜烟似地跑了出去。
屋里剩下了他们俩。
气泡缓缓地上升。但该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碰了一下螺丝，气泡也就不再升起来了。一个也没有了。
“您把它关了？”
“是的。”
“为什么关上了？”
“怎么，您又想知道？”她微微一笑。但这笑带有鼓励的意思。
换药室里非常安静——老式建筑的墙壁，门也厚实。说话只须略高于耳语声就行了，简直可以把话像呼气一样不费力地吐出去。他们就是想这样交谈。
“是啊，都怨这可恶的性格。老是想知道得更多，超过限度。”
“只要还想知道，那就不错了……”她说。她的嘴唇对于说出的话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们以极其微小的动作——以左右两边不一样地扭曲，以稍稍撅起、微微牵动去加强并进一步阐发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输了最初的25毫升以后，应当暂停一段时间，观察一下病人的感觉。”她的一只手依然按着紧挨针头的那个端头。她带着微微绽开的笑容，和蔼地弯身俯视他的眼睛，仔细检查：“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眼前这个时候觉得很好。”
“说‘很好’是不是过分了？”
“不，的确很好。比‘好’还好得多呢。”
“有没有觉得发冷，嘴里不是滋味？”
“没有。”
瓶子、针头和输血——这是使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工作，工作对象似乎是第三者，他俩正在同心协力地对其治疗，并且想把他治好。
“那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呢？”
“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在有合法权利的时候就这样久久地彼此眼睛望着眼睛，无须移开视线，那可是太好了。“总的说来很糟糕。”
“究竟糟在哪里？您指的是什么地方？……”
就像一个朋友，她怀着同情和忧虑问他。但得到的将是当头一律。奥列格已感觉到，她马上就会挨上这一棒了。不管这淡咖啡色的眼睛里怎样充满了柔情，这一律是怎么也避不开的。
“精神上糟透了。糟就糟在我意识到自己为生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且，连您也助纣为虐，对我进行欺骗。”
“我？？”
当人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一种完全陌生的特性就会显示出来：你会惊奇地看到目光一掠而过时所发现不了的东西。眼睛仿佛失去了那层有色的保护膜，用不着说话也会使真情进发，怎么也抑制不住。
“您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