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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她审视着他。这会儿她的眼睛一点也不眯缝，此刻她是个医生，仅仅是个医生。
她虽然不失医生的威严，但眼睛却透出咖啡色的和悦目光。
“仅此而已，”他老老实实地说。
“说不定您是……留着必要时用的？”她依然不大放心。
“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实说，在到这儿来的路上我的确有过那种念头。为的是不再多受折磨……但是后来疼痛消失了，这个念头也就打消了。不过，我还继续用它治病。”
“暗地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既然不给人以生活自由，那有什么办法呢？不是到处都有什么制度和规定吗？”
“那么用的剂量是多少？”
“按级数增减。从1滴到10滴，再从10滴到1滴，然后停上川天。眼下正处在间隔的阶段。老实说，我不相信我的疼痛的消失仅仅是由于照了爱克斯先。可能也由于草根的功效。”
他们俩都压低了谈话的声音。
“这是用什么泡的呢？”
“用伏特加酒。”
“您自己泡制的吗？”
“是啊！”
“浓度呢？”
“这怎么说呢……他给了我一小捆，说：这些可以泡一升半。我就大致分了一下。”
“但是，能称多重呢？”
“他也没称。只是大致估了估。”
“估了估？这种剧毒的东西只是估了估？这是毒性很厉害的乌头！您自己考虑考虑厂
“我有什么好考虑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点生气了。“您要是能尝尝一个人在整个宇宙中奄奄一息是什么滋味，而监督处又不让您跨出村子一步，那您倒是去考虑考虑这马头看看！还问能称多重！您可知道，为了这把草根我要冒多大风险吗？延长20年苦役！罪名是擅自离开流放地。可我还是去了。到150千米以外的地方去。那里的深山老林里住着一位姓克列缅佐夫的老人，胡须像巴甫洛夫院士。本世纪初他作为移民流刑犯去到了那里。是个不折不扣的立医生！他自己采药，自己规定剂量。他在自己所住的村里也被人取笑，在自己的故土更是谈不上权威。不过，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人到他那里去求医。《真理报》的一位记者还去采访过他。据说，那位记者也很信服。可是现在，传说这位老人被投进了监狱。因为不知是哪个傻瓜泡了半升药酒，随便放在厨房里，而过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家里请客，因为伏特加酒不够了，客人们在主人走开的时候把药酒喝了。结果死了3个人。还有一户人家的孩子也因为误服了药酒中了毒。可这跟老人有什么相干？他岂不警告过……”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发现所说的这些情况恰恰对自己不利，所以不再说下去了。
汉加尔特激动了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公共病房里禁止存放烈性物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就有可能造成不幸事件的发生。快把那个小瓶交给我吧！”
“不，”他断然拒绝。
“交出来！”她双眉经成了一条线，把手伸向他握紧了的拳头。
科斯托格洛托夫那结实有力、干过许多活的大手握得很紧，手指掩得严严实实，连小瓶的影子也看不见。
他微微一笑：
“这样您是达不到目的的。”
她舒展开眉头：
“反正我知道您什么时候出去散步，趁您不在我会把瓶子没收。”
“您提醒我，这很好，我一定把它藏起来。”
“用绳子吊在窗外吗？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去告发吗？”
“我不相信您会去告发。您自己今天还谴责过告密行为！”
“可是您逼得我没有办法啊！”
“那就该去告密是不是？不体面。您担心药剂会被别人，比方说被这个鲁萨诺夫同志拿去喝了是不是？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把它包起来藏好。而我终究是要离开你们这里的，不用说，那时我还要用这种草根来治病！您不相信它的效力吧？”
“一点也不相信。这是愚昧者的迷信和拿生命当儿戏。我只相信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道理。老师们就是这样教我的。所有的肿瘤学家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把小瓶拿来。”
她还是试图板开他最上面的那个指头。
他看着她那双气恼的亮晶晶的咖啡色眼睛，不但不愿再固执下去，和她争论，而且心甘情愿把这只小瓶交给她，甚至把整个床头柜都给她也愿意。但在信念上要他让步却十分困难。
“咳，神圣的科学啊！”他叹了口气。“如果这一切都是那么绝对正确的话，也就不会每过10年自己否定自己了。我该相信什么呢？相信你们的针剂吗？那为什么你们又决定给我打新的针剂呢？这新的针剂是什么？”
“是很有用的药物！对您的生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拯救您的生命！”她特别坚决地对他说出了这几句话，眼睛里闪耀着信心的光芒。“别以为您的病已经治好了！”
“那好，能说得确切点吗？这种针剂能起什么作用？”
“可为什么还要对您说得确切点呢！打这种针能治您的病。能抑制转移。讲得更确切，您反而不懂……好吧，那就把瓶子给我，而我向您保证，您什么时候出院，我就把它还给您！”
他们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他看上去十分滑稽——已经为出去散步穿好了女式病号长衫，腰里束着带五角星的皮带。
但是，她还是要他把瓶子交出来，态度是多么坚决！把小瓶交出去也算不了什么，他并不是舍不得，家里他还有比这多十倍的乌头呢。他感到遗憾的是另一件事情：这个有一双亮晶晶的咖啡色眼睛的可爱的女人，脸上是那么容光焕发，跟她谈话是那么愉快，然而要吻吻她是永远也不可能的。等到他回到自己那偏僻的流放地，就甚至无法相信自己曾经同这样一个容光焕发的女人并肩坐在一起过，而且，她还想尽一切办法想拯救他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生命！
其实，拯救他的生命，正是她力不能及的事情。
“交给您，我也不放心，”他开玩笑说。“说不定会被您家里的什么人误喝了。”
（谁！她家里谁可能误喝？！她是独居的。此刻说这样的话倒真的不合时宜，有点失体统了。）
“好吧，那就来上一个不分胜负。干脆把它倒掉好了。”
他笑了起来。使他遗憾的是，自己能为她做的事情竟如此之少。
“得了。我到外面去把它倒掉。”
不管怎么说，她没有必要涂口红。
“不，现在我可不相信您了。我得亲眼看到您这样做。”
“不过我有个好主意！何必倒掉呢？不如我把它送给一个你们反正救不了的人。说不定对他能起作用，您说呢？”
“这能给谁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向瓦季姆峡齐尔科的床位那里一摆头，把声音压得更低：
“他得的不就是黑素细胞瘤吗？”
“现在我更觉得非倒掉不可了。否则您必定会给我闯出祸来，把什么人毒死！再说，您怎么会忍心把毒药交给一个重病人？要是他服毒自杀呢？难道您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她总是回避称呼他的名字。在这次长谈的全过程中她没有一次称呼过他的姓或名。
“这样的人是决不会自杀的。他是个坚强的小伙子。”
“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我们走吧，去把它倒掉！”
“我今天的情绪实在是太好啦。得了，咱们走吧。”
于是他们从床位之间的通道走过去，然后下楼。
“可您不会觉得冷吗？”
“不会，我里边衬着毛衣。”
“瞧，她说“里边衬着毛衣”。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现在真想看一眼，到底是什么样的毛衣，什么颜色。然而，这也是他永远看不到的。
他们走到台阶上。天已放晴，春意盎然，外地来的人很难相信今天才2月7日。阳光灿烂。枝杈高耸的白杨和组成树篱的灌木都还是光秃秃的，但背阴处的积雪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小簇了。树木间倒伏着隔年的芜草，有棕红色的，有灰白色的。小径、五条、方石、沥青路面还是湿润的，没有晒干。小花园里像平时一样活跃，人来人往：有的对面而来，有的从身旁绕过，有的成对角方向交叉。其中有医生、护士、护理员、勤杂工、住院病人的家属。在两个地方甚至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