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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又有人来叫她到换药室去会诊。在那里，外科主任医生先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介绍了一下病史，然后把女病人叫来看了一会儿。东佐娃得出结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病人得救——切除子宫。刚刚有40岁的这个病人哭了起来。医生们让她哭了几分钟。“这样一来，生活岂不就完了…要知道，丈夫会把我抛弃的……”
“您就别对丈夫说做了什么手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给她出主意。“他怎会知道呢？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您可以把这事瞒起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总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是的，正是指性命，因为病人到了她们医院里，事情几乎总是性命攸关而不是无关紧要的；她一向认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残缺都是值得的。
然而今天，不管她在医院怎么忙得团团转，某种东西整天都妨碍着她的信心、责任和威严。
这是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胃明显感到疼痛？有几天她没感觉到疼，有几天稍稍有点儿疼，今天则疼得比较厉害。假如她不是一位肿瘤专家，那她对这种疼痛决不会在意，或者相反，会毫无顾忌地去检查。但她对这根线实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绕上第一圈——告诉家里、告诉同事——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暗暗怀着俄罗斯人的那种侥幸心理：也许能应付过去？也许只不过是神经上的一种感觉？
不，整无妨碍着她，使她仿佛感到刺痛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的事情。这种感觉虽然模糊，但却使她坚信不疑。直到现在，当她回到自己角落里的桌子跟前，触及到被目光敏锐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夹着《射线病》原稿的厚纸夹，她才明白，整天不仅使她不安而且还刺痛她的心的乃是同他关于治病权利问题的那场争论。
她还听见他说过这样的话：“您20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
的确，她不久就要到爱克斯光学会去做一次报告，题目是：《倍于迟发性射线病病变》。内容跟科斯托格络托夫指责她的那一点几乎一样。
还在不久以前，不过一两年，她和其他一些爱克斯光专家（这里的，莫斯科的，还有巴库的）开始遇到这些起初无法解释的病例。脑子里出现了疑问。后来便是猜测。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相互之间通起信来，交换意见，暂时不在报告中涉及，而在报告会的中间休息时交换意见。这时有人从美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摘——美国人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病例不断增多，病人陆续前来诉苦，这一切突然得到了一个名称：“迟发性射线病病变”。这样一来，该从讲台上去谈这类病例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刻也就到了。
这种病变指的是，有些病人10年、15年前经过大照射量的爱克斯光治疗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辉煌的疗效，而现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现坏死和畸形。
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为了治疗恶性肿瘤，那就无怨可诉，至少说是迫不得已。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出于无奈：拯救病人免于必死的厄运，惟一的方法就是采用大照射量，因为照射量小不起作用。今天，带着残疾找上门来的病人应该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已经额外度过的岁月以及尚可度过的余年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当时，10年、15年乃至明年以前还不曾有“射线病”这一名称的时候，爱克斯光照射被认为是最见效的、绝对可靠的治疗方式，是现代医学技术取得的辉煌成就，假如给劳动者治病不采用这种技术而另找别种相应的或迂回的途径，那简直就会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坏。当时只担心组织和骨头的早期严重损伤，但那时当即掌握了如何避免这种损伤的措施。于是也就照个不停！照得津津有味！甚至对良性肿瘤也照。对小孩子也是如此。
现在，这些孩子已长大了，变成男女青年，有的还给了婚，但却带着无法挽回的残疾来求医，患处正是当初一照再照的地方。
去年秋天来了一个病人，不是到癌症楼这里来，而是到外科楼，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知之后，也去看了一下。那是一个15岁的少年，身子一侧的手和脚比另一侧发育差，甚至颅骨也是如此，因而他从下到上看上去有点儿呈弧形，跟漫画里不成比例的人一样。
对照了病历档案之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确定，此人就是当年由母亲带到医院里来的那个两岁半的男孩，骨头有多处病因不明的损伤，但完全不是肿瘤性质，代谢功能出现严重破坏，外科医生当即把他转到东佐娃那里，指望碰碰运气，说不定爱克斯光能奏效。这样，东佐娃就给他照射，爱克斯光果然奏效！而且效果又是那么好，母亲高兴得哭了，说永远忘不了她的救命之恩。
而现在他是一个人来的——母亲已经去世，谁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谁也无法从他的骨头里把过去照的射线抽回去。
就在前不久，已经是1月底，一位年轻的母亲来诉说乳房里没有奶水。她不是直接来到这里的，而是从一所医院转到另一所医院，最后才转到肿瘤医院。东佐娃不记得她了，但由于她们医院里的病历卡是永久保存的，便到存放档案的小仓库里去翻了一阵，找到她1941年的病历卡，从中得到证实，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来过，并且很听话地躺在射线管下照一个良性肿瘤，要是现在，那谁也不会用爱克斯光来治这种肿瘤的。
东佐娃只好在老卡上继续往下写：软组织萎缩，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迟发性射线病病变。
当然，无论对这个畸形的少年，还是对这个不幸的年轻母亲，谁也不会解释说，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治疗有问题，因为说明这一点对个人无益，对公家也不利，只会妨害在居民中间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
但是，这些病例却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震动，她痛心地感到一种无法赔偿和纠正的罪过，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击中了这一点。
她两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在房间里两台已经关掉的机器之间那狭窄的通道上从门口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到门口。
但老是提出医生给病人治病的权利问题能行吗？如果老是那么去想，如果对每一种今天在科学上得到认可的疗法都总是怀疑，担心它将来会不会被否定或推翻，那么，鬼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记载的：有人生平头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法治病！根本无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伤。
大概，这条规律带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做事情的人做的结果总是包含两个方面——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只不过有的益处多些，有的害处多些。
然而，无论她怎样安慰自己，也无论她怎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幸的病例连同诊断错误、措施不当或治疗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许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还占不到2％的比例，而被她治好了的、救活了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在田野、草地和柏油马路上走，在空中飞，在攀电杆、收棉花、扫街道、站柜台、坐在办公室或茶馆里，在陆军和在海军中服役，人数成千上万，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会忘记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们忘记，忘记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记自己的那些极为艰苦的胜利，可是至死也会记得那几个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这是她的记忆的特点。
不，今天她已不可能准备那篇报告了，况且下班的时间快到了。（难道还要把稿子带回家去？大概带回去也是白搭，在这之前带来带去已有上百回了。）
而还应该做完的事，就是把《医疗放射学》上的几篇短文读完。再就是给塔赫塔一库佩尔的那位医师复信，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晦暗的窗外透进来的亮光愈来愈弱，她打开台灯坐了下来。一个已经脱去了白长衫的女医生从门缝着了一眼，问道：“您还不走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藏拉·汉加尔特也进来问：
“您还不走吗？”
“鲁萨诺夫怎么样？”
“睡着了。没有呕吐。多少有点发烧。”蔽拉·科尔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