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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他的硬板床沿上坐下。
“沙拉夫！到处都在传说：被流放的人全都会恢复自由，包括特种流放和行政流放。”
沙拉夫没有把头转过来，只把视线移向奥列格。似乎除了说话的声音他什么也没感触到。
“你听见没有？包括你们，也包括我们。都说这是真的。”
可他仿佛没有听懂。
“你不相信吗？……你不想回家去？”
西布加托夫又把自己的视线移到天花板上。他微微张开嘴唇，无动于衷地说：
“对我来说，这恐怕来不及了。”
奥列格把一只手放在西布加托夫搁在胸前那如同死人的手上。
内利娅从他们身旁一闪而过，走进病房：
“你们这里还有没有盘子留下？”接着她又回过头来：“喂，聋拉头发的！你怎么不吃饭？躇，快把盘子腾出来，要我等你不成？”
这可真是的！——科斯托格洛托夫错过了吃饭时间，自己还没有发觉。真是昏了头！不过，有一点他不明白：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怎么与我不相干？我现在管送饭了厂内利娅神气地宣布。“看见了吗，这罩彩多干净？”
奥列格站起身来，去吃最后一顿医院里的饭。无形无声的爱克斯先人不知鬼不觉地将他的全部食欲榨干了。可是，按照囚犯不成文的法典，饭盆里是不应该剩下食物的。
“来，来，快点吃下去！”内利姬发号施令。
不光罩衫是干净的，就连她的头发也卷成新的发式了。
“噢，你现在可真精神！”科斯托格洛托夫吃惊地说。
“本来嘛！为了350卢布整天在地板上爬，我岂不是个傻瓜！况且，连口饱饭也吃不上……”
第三十四章 结局也比较悲惨
大概，如同一个比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老人会感到无限空寂一样，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经觉得待不住了——“是时候了，我也该走了”，虽然没有一个床位是空着的，病房里还都住满了人，老问题又被当作新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
傍晚，作为最后一个离开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为胶体金已经送到，所以他被转到放射病室里去了。
这样一来，病房里的老病号只剩下奥列格一人，他把一张张床位反复看遍，回想着每一张床最初住的是谁，先后死了多少人。不过数了数，死去的人似乎并不算多。
病房里窒闷得很，外面又是那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开了一道缝。春天的空气隔着窗台向他滚滚扑来。在医疗中心的围墙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儿的房子又旧又矮，从这些小院落里也传来春天的活跃声息。由于隔着医疗中心的砖墙，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见的，但此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声响——时而传来关门的声音，时而又传来喝斥孩子的声音；有醉汉的狂言乱语，有唱片的瓮鸣；而熄灯之后，已经很晚了，还可以听到一个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声拖调地在唱，不知是伤心还是得意：
一个矿工小伙子呀，
被她带呀带回了家……
所有的歌儿唱的都是这类内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这类事情。可是奥列格必须想点别的。
明天得早点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这一夜奥列格怎么也睡不着。要想的和无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跟鲁萨诺夫还没结束的辩论；舒卢宾还没说完的话题；还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阐述的一些论点；也有被枪杀的茹克的脑袋，以及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妇那栩栩如生的面孔——当他向他们讲述无数城市见闻时，他们则要告诉他，村里有哪些新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收听到哪些音乐节目，此时，在他们3个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纳的是整个宇宙。随后，他想像着十八岁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经心的傲慢表情，奥列格往后连走近她都会没有勇气。再就是这两者的邀请——两个女人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使他大伤脑筋：该怎样正确理解她们的用意呢？
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带杂念的好心”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观念。奥列格简直把这样的好心给忘了。所以，此时他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好心。
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怎样对付？——这他心里都不清楚。
他辗转反侧，手指空捻着无形的烟卷……
奥列格从床上爬起来，头昏脑涨地往外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紧靠病房的门，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坚持医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样耐心地怀着希望，而是处于绝望的迷们之中。
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会是一位女护士，因为今天是图尔贡值夜班，大概他已经到医生会议室里睡觉去了。这是那位与众不同、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护理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正坐在那里看书。
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里，这位勤勤恳恳、一副聪明模样的护理员，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尽里头的靴子，从未指责过他；她还用抹布擦拭墙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净净；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主动拿来或取走。
她只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她在这癌症楼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话说了已经两千年：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着看得见。
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够提高识别人的能力。在这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认识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出来，仿佛额头上有什么闪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唇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中一次，就有这种本领。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
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声响，免得她受惊：
“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她转过头来——这转头动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头动作有某种无以名状的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种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部尊严。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奥列格倒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
“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
“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
“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
“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
“又何必怕痛呢？”
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
“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