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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共产党国家的外长，一到旧金山，就成了新闻界捕捉的对象，成为美国人议论的中心。中国的外长宋子文也走了进来，这也是记者们注意的人物。中国，一个顽强抵抗东方法西斯达八年之久的国家，随着欧洲战场的即将结束，日益成为美国重视的地方，而中国国、共两党的矛盾也引起新闻界更大兴趣。和宋子文一起走进会场的是中共代表董必武，摄影记者们，快速地按动快门，拍下他们所要获取的镜头。
……
就在这天晚上，从柏林前线，传来了苏军与美军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的捷报，旧金山一片欢腾。柏林，即将攻克，希特勒的丧钟已经敲响。（《浪迹天涯——萧乾传》，第315…317）
上面的文字是二十年前我在《浪迹天涯——萧乾传》中，对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场景所做的描写。
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1942年1月，中、苏、美、英等二十六国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提出建立拥有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1943年10月，中、苏、美、英四国发表《普遍安全宣言》，要求尽速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4年8月至10月，苏、美、英和中、美、英先后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并将其定名为联合国。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达成协议。（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
这一次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构成，令人耳目一新。在他们中间，有职业外交家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无党派代表胡霖；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劢。（据《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这是国、共关系尚未破裂前，两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联合阵线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参与筹建未来将长期影响世界政治局面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此时，有谁能想到，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围绕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将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外交较量的一条主线。
中国代表团的美国之行，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代表团中无党派代表胡霖，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报纸《大公报》的社长，他急令正在伦敦的《大公报》驻英国的特派记者、作家萧乾前往旧金山。于是，萧乾得以有机会亲身经历联合国成立之初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活动，并以他的眼睛、他的笔，为处在焦点中心的宋子文等人，为微妙变化着的中、苏关系，披露了独家新闻，留下了现场记录。
二十年前，在撰写萧乾传记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听他讲述了当年的故事。他的回忆，当年《大公报》的报道，现在则又一次帮助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回望历史的瞬间——1945年5月24日，联合国宣布成立的日子。
萧乾回忆说，就在同一天晚上，他刚刚躺下来准备睡觉，电话铃就响了。打来电话的是胡霖。胡霖匆忙地说：“你务必马上来——马上来，一切见面再说，地点在……”
原来，这天晚上苏联代表团在其下榻的圣弗朗西斯旅馆，宴请捷克、法国、墨西哥等几个关系亲近的国家，同时，也邀请了中国代表团。
车在急驶。萧乾想，光中国代表团参加宴会一事本身就是一大新闻。中苏的关系这几天一直是这里报纸的热门话题。有的报纸，在开幕前夕就报道说中国将盲目追随美国，以作为取得借款的交换条件。现在看来，中国和苏联会更亲近一些了。他在心里猜想，胡霖会告诉什么事呢？
胡霖在大厅入口处等着，他气喘吁吁地对萧乾说：“刚才莫洛托夫向宋子文敬酒的时候，我听到了他的话。意思是欢迎中国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希望与宋外长在莫斯科再会晤。我装作解小便溜出来给你打电话。”说完，他很得意地笑笑。他没再说什么，朝萧乾挥挥手，转过身朝电梯走去。
萧乾像离弦的箭一样蹿出旅馆，坐上出租车直奔电报局。（《浪迹天涯——萧乾传》，第318页）
1945年4月28日，重庆《大公报》在第二版（第一版均为广告）右上角头条位置，用醒目的四行大标题刊发了萧乾发回的消息，顿时在重庆成为轰动的独家新闻——旧金山大会与中苏友谊 莫洛托夫宴宋子文等 莫氏几次诚挚的为中国举杯恳切表示再晤宋氏于莫斯科。消息写道：
自我国提出国际公平正义的主张后，弱小国家的地位，已大见增强。但若干眼光狭隘的美国报纸，例如《旧金山分析报》（Sanfrancisco Examiner）仍在造成盟国间之互不信赖。该报于二十六日晨刊载一消息，题为《中国为美国投票》，谓中国将赞成美国的提议，以为获得战后借款的交换条件。该报的消息，使人获得一种印象，即中美两国和她们的随从国家，将形成一个集团，以对抗其他的势力，尤以苏联为然。这种错误的观察，可以拿事实来证明其为谬误。苏外长莫洛托夫二十五日晚曾邀请最亲近的国家代表晚宴，由胡次长世泽担任翻译，席间莫洛托夫曾几次诚挚的为中国举杯，并恳切表示不日与宋外长在莫斯科把晤。（转引自《萧乾全集（2）》，第415页）
几天后，5月5日，《大公报》又发表萧乾发回的另外一条消息《宋外长将访苏》：
苏外长莫洛托夫不久即将返国，中国代表团昨晚特为设宴饯行，被邀参加者有莫洛托夫，苏联驻美大使葛洛米柯……主人方面有宋部长子文，驻英顾大使维钧，外次胡世泽。我方由胡次长担任翻译。在晚宴上，莫洛托夫迭次倾心的为中国人民干杯祝贺，并表示诚恳的希望宋外长莫斯科之行实现。宋外长赴苏之行现在似极可能。赫斯特系报纸于旧金山会议开幕前夕散布谣言，谓中国将盲目追随美国，以为取得借款的交换条件，苏联代表团显然曾因此项谣传而感迷惑。据传莫洛托夫曾询问此说是否属实。据报告，宋外长答复莫洛托夫的询问称：中国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决不盲从任何人。……（转引自《萧乾全集（2）》，第416页）
萧乾乃至《大公报》的乐观，很快将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中、苏外长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友好，或许说是彼此心照不宣地做出的外交姿态。其实，围绕涉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议》展开的外交摩擦和讨价还价，才刚刚开始。
据《宋子文传》，宋子文在华盛顿于6月9日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杜鲁门第一次正式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会见时，美方要求宋子文暂时不要把雅尔塔协定内容电告蒋介石，以免泄密。6月14日，宋子文向杜鲁门提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制度。
6月15日，杜鲁门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杜鲁门的通报一点儿不错。宋子文一行如期在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除几位外交专家外，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1925至1937年在这里留学、旅居达十二年之久的蒋经国。莫洛托夫外长到机场欢迎，斯大林当天就与中国代表团会见。艰难的、讨价还价的中、苏谈判，由此展开。
外蒙古的独立、大连港的地位、中东铁路的经营权，在涉及中国主权的这三个最棘手的问题上，双方态度迥异。中、苏谈判在7月12日举行第六次会谈后曾一度临时中断。一方面因为宋子文要回国与蒋介石沟通情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要前往已经解放了的德国，出席英、苏、美三国首脑之间的又一次峰会——波茨坦会议。
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哈里曼，一直关注并介入了中苏谈判。
在7月10日，哈里曼向华盛顿报告了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斯大林提出的形式，令宋子文感到满意”。中国外交部长这样告诉他。此外，斯大林“明确声明，他只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中国一切军队均应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哈里曼接着又说，“宋倾向于相信，如果同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