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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上海时，他正住在法租界的孙中山故居……
宋先生——即T．V，人们常这样称呼他——热情接待我，这得感谢Borah写信引见。他花了一些时间向我陈述他所处位置的难处，这是一直令他苦恼万分的问题。等我接下来几个月进一步了解宋之后，我渐渐把他视为所见到的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诚实、忧虑、困惑，既恐惧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又恐惧共产主义革命，在两者之间难以做出决断。假如中国是美国，那么他的幸福就会非常完美，因为他可以完全不必管这些恐惧。可是在中国他却不可能当局外人，对中国人或外国人野蛮而残忍的对人类劳动的剥削熟视无睹。宋子文天性软弱，所见所闻均令他为之感动，可他惧怕任何真正的革命。群众让他恐惧，劳工骚乱或罢工，令他坐卧不安。富人可能会受到抢劫，这一想法也让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一天，在汉口爆发的游行示威中，他的汽车受到一群人围困，一个车窗也被砸破，他在保镖保护下逃离现场，没有被伤害。但这一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难以消除——他对群众行动的厌恶，决定了他的政治选择，最终把他推到了反动的阵营。哪怕他的理想主义曾经是真诚的，为人也和蔼可亲，富有教养和魅力，且风华正茂，但却不适合在一场大革命中担当一个重要角色。总的来讲，我觉得他深知此点，因而也就比其他人更为感到悲哀。
宋子文为我给在南京的蒋介石写了一封引见信，另一封信是写给在汉口的孙中山夫人。他对我说，我可能会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现彼此观点有某些不同，但他在当时仍掩饰国民党两派业已出现的裂痕。如我后来所知，这种掩饰其实完全是勉力而为，因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中间派本身也出现了裂痕，而中间派曾是宋子文最希望归属的派别，这样一来，他便有可能比任何人都要感到尤为痛苦。据我观察，他是革命领袖中唯一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当别的人轻易地甚至愉快地朝左或朝右转向时，他则在经历了心灵和精神的痛苦之后，才结束了自1918年以来形成的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引者译自《个人历史》，第194页）
按照希恩的说法，宋子文最终抛弃了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间派立场。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陈友仁等流亡苏联，宋子文则转而与国民党右派结盟，站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中，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在《时代》的报道中，宋子文精明，能干，其性格与作风也与其他政府官员颇有不同：
在以后的几年里，宋子文为中国的财政辛勤工作。他进行了扎实的、亟需的改革：建立标准化的货币、改进关税和税收征集、集中经营银行系统，（在1932年）甚至实现了预算平衡。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的最有前途的和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编者注：不过，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获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的宋子文，更喜欢人们称他为“宋博士”。）
作为财政的监管者和对“贿赂”的坚决反对者，宋子文对众多衣着华贵的官员十分反感，气恼地打翻过数不清的茶杯。他对托人说情和当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欢坦率交谈，尽量减少繁文缛节。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他下决心要使华夏古老的车轮能像汽车轮子一样快。他的惯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属“应急待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办公桌去按照中国传统慢条斯理地吃年饭或扎堆儿闲聊，或者搞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磨洋工。（《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与他人有所不同的宋子文，与姐姐宋庆龄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倒也没有完全淡化彼此的亲情。抗战爆发后，一位在香港结识宋庆龄的德国姑娘的说法可作佐证。这位德国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她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为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他便在杨虎城身边发挥过重要作用。王安娜这样说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政治上他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如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128页）
于是，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的、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性格特点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中美关系冷热起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因宋、蒋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权力消长，也就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和历史场景。
走上峭壁
尽管搭上了蒋介石的战车，被视为“欧美派”代表人物的宋子文，其实在不少问题上与蒋介石经常存在着矛盾和分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主张立即抗日，遂与蒋介石发生了自1927年以来最大的冲突。
宋子文对日本侵略满洲和热河，发表了最直言不讳的讲话。委员长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全面抵抗的准备。宋则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从此这对兄弟反目。1933年，宋子文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蒋的连襟——温文尔雅的山西银行家孔祥熙。（《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被解除职务的宋子文一度赋闲在家：
他回到上海担任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不断积累个人的财富，潜心收藏珍贵的中国名画、青铜器和玉石。有一天，历史再一次戏剧性地敲响了他的大门。这一次，历史中显露出两张面孔——一张是被日本人赶出满洲的军阀张学良“少帅”的面孔，另一张是早已熟悉的共产党的老面孔。（《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不错，西安事变为宋子文提供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机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经过各方斡旋，张学良同意南京政府方面派代表来西安举行谈判。据美国记者斯诺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说，最初张学良提议是要孔祥熙作为代表：
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颚下垂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地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斯诺文集（2）》，第393页）
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被推到了处理政治危机的前台。他的对日强硬态度，他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张学良也能接受，就这样，与蒋介石有冲突的人，此刻成了可以救助蒋介石的人选。
作为折衷，蒋介石的妻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祥熙）博士前去。宋子文属于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斯诺文集（2）》，第393页）
宋子文“临危受命”，与宋美龄、端纳一起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解决。《时代》报道说：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南京，蒋夫人召来了宋子文。在朋友们的“他再也不会活着出来！”的哭喊声中，宋子文匆匆登上去西安的飞机。
宋子文曾两次飞赴西安——第一次是与蒋的著名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同行；第二次是与蒋夫人同行。在生死攸关的紧张气氛中，蒋夫人朗读《圣经》诗篇来安慰委员长。宋子文则来回奔走忙于同各方谈判；他努力平息人们烦躁的情绪；减少恐惧感；据理力争；提出建议和做出承诺。随后，“少帅”突然停止哗变。委员长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出被囚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