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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他们都显得很快乐。我和文佳都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
列车准点到了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天色早已黑了。满车的人涌出了车，再从车站巨大的大厅里向各个出口涌了出去。
我们出了出口，纽约的气味一下浸透了全身。天很冷，街道上有些肮脏的垃圾，楼房是深灰的颜色，盖过了天空。文佳和沃特的公寓在Upper West Side，上西城。我们沿着第七大道往北走，一群群的游客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走，那是时代广场的方向。街上到处是黄色的出租车，但是我们不想叫车，只是夹杂在许多已经喝得很醉的游客群里，默默地走。许多人头上戴着顶彩色光纸贴成的高帽，一手拿着小喇叭，时不时放在嘴里猛然间“嘟”的一声，他们看上去是兴高采烈的模样。
时代广场上已经密密麻麻地挤了许多人，大多的人都已经醉了，街道两旁隔不了几步就是一群人围着，有些人在放些音乐，围了一圈的人在里头跳着舞。纽约的法律规定在街头不能饮酒，想要喝醉酒的人就努力地在家里或是酒吧里先把自己灌得烂醉，然后摇晃着到了街上，疯狂一两个钟头后，酒稍醒些，又急忙地找个酒吧再把自己灌醉。街上到处是音乐声，喇叭声，喧闹声，和酒精的气味。人流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流进时代广场，虽然天还早，不到八点钟。街道上到处是疲惫的警察，看着周围的人群，时不时几个骑警骑着马在街上过去。天很冷，他们都穿着极厚重的衣服。
我和文佳在人群里，继续向北走。我们可以绕到人少些的第八大道上走，但是我们都不说话，只是在人流里慢慢地往北。过了四十五街，人稍少了些，天还早。午夜的时候，四十二街以北直到五十八街，几十万人会把十几条的街道堵得严严实实。
“沃特会在家吗？”我们过了四十八街，继续往北走。我记得沃特说过他朋友的新年聚会是在四十八街上。
“他会的。”文佳说。
我转头看了看她。她点了点头，“我知道他，他会在家里等我。”
“那好。”我点点头。我们继续往北走。
又走了一阵，她忽然站住了脚，“我不想这么快回去。”她看了看我，“我们先去吃顿新年晚餐吧。”路灯洒在路面上，淡淡的黄光，我想大概是光线的缘故，我看着她的眼，她眼睛的瞳孔慢慢地散大些。在纽约夜的街头，她又是稍微脆弱些的文佳。
“好。”我说。
“我们就在这家店吧。”她指了指路边，“我饿了。”
路的边上是家小小的比萨饼店。纽约典型专为游客服务，整个店面只是个一米见宽窗口的小店。窗口边上一个小牌，上面列了食物和饮料的价钱。窗户前排了个三个人的小队。
“好啊，新年大餐。”我笑了笑。
我们排进了队，窗户里明亮的灯光照了出来，很有些温暖的模样。
“一个中号的腊肠比萨，两杯可乐。”轮到了我们，我对着窗口里的波多黎各人说。
“不，一个大号的。”文佳说，她看着我，笑，“我饿了。”
“没关系，这我还养得起你。”我也笑。
我们拿了比萨饼和可乐，就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风从五十街的转角吹过来，到了我们坐着的角落里，骤然小了，只是吹着路上的一些纸片和塑料袋到处乱飞。在冷的空气里，比萨饼上腾腾地冒着热气，看上去很让人有满足的感觉。文佳的胃口很好，一块接一块地吃着。我没什么胃口，只是喝着手里的可乐，看着满街的人向着时代广场的方向涌。这是新年的庆祝，我们在用着新年的晚餐。
文佳拿了张纸巾，擦着手指，我们紧挨着。天越来越冷，我觉得她的身体有些哆嗦，她穿得不多。我解开扣子，张开大衣，把她包在怀里。风变了个方向，吹到了我们坐着的角落上，她的头发在风里飞动，抚在我脸上。
我低下头，她正仰着头看我，她的眼里是那么一团渐渐融化的雾，我可以直看到她的心底，那里也是一团的雾。她的嘴唇离我的不到一寸。
“我们该走了。”我说。
她的身体颤了下，低下头去，然后她抬起头“走吧。”
我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披在她身上，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们继续向北走。现在我们是对着人流的方向走，所有的人都在往南走，只有我们是在往北。走过了七个街口，到了哥伦布环圈，人流少了些，我们斜斜转上了六十街，又走了几条街，我们转上了第十大道，沃特的公寓就在过去的两个街口上。
街上没什么行人，冷冷清清的，我知道我应该觉得很冷，但是我不觉得。
文佳站住脚，解下大衣，递回给我。我接过大衣，碰了碰她的手，她的手指冰冷。
“那是我们的公寓楼。”
“我知道。”
“我走过去就好了。”她苍白地笑了下，“他一定守在窗户那看着人口。”
“我明白。”
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我走了。”
我点点头。
她又看了我一眼，她很快地转过身，快步地向公寓楼走了过去。我靠在路灯上，看着她的背影。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那栋楼的人口，很亮的灯，但是看不到他们公寓的窗户。
她的高跟鞋在石板地上嗒嗒地响，暗夜里很清脆的回声，她越走越快，过了半个街口，她开始向前飞跑，脖子上围巾的一头在风里一上一下地飘动。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么跑过，她像是个黑夜的幽灵，被那座楼里的灯光吸去。
那座楼里的灯光很明亮，虽然比不上白天里灿烂的阳光，可是比起这外面完全的，很寂寞的夜，灯光的楼多了许多的安全感，让人的心变得更坚硬些。
我看着她跑到了楼前，楼里穿了身大衣的门房忙迎了出来，她很快地闪进了楼，不见了。
我靠着路灯又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手表，十点半了。我把手里拿着的大衣穿上，转身走了。
我沿着大街往下走，街上还是空荡的一片。我沿着刚才的来路一直走回到了哥伦布环圈。一转上百老汇大道，街上骤然多了许多人，往南沿着百老汇大道一路往下，越往南，街上的人群越多，醉的模样也越厉害。我混在人群里，一齐向时代广场的方向走，耳边是不间歇的喇叭声，笑闹声，人人都显得极快乐。这是一年里最放纵的一个夜。
到了五十四街，不到十一点，人群已经把四十二街时代广场以南的十几条路口都挤满了，维持秩序的警察拦着，不让人再往南挤。
我在五十四街口站住，再不能往前，周围挤满了人。我的右手边上是一对德国来的年轻夫妇，紧紧搂在一起，男人的手上拿着瓶巨大的香槟酒，左边四五个说西班牙语的是墨西哥人的模样。大家都紧紧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不停跺着脚。左右都是无名的人，四面是人的海洋。我需要在这么个人的海洋里站着。
到了十一点三刻，人群变得紧张地快乐，时不时有个喝醉酒的人忽然间就高声地唱起Auld LangSyne，又或是忽然一声Happy New Year，惹得周围的人群一阵紧张的笑。从我们站的地方看，时代大厦楼顶高杆上那个灯泡扎成的大苹果球只是个小小的红点。又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开始对表，又过了一会儿，激光开始在楼顶上上下左右地扫动，人群越发紧张。又过了会儿，前面一阵骚动，却又是一阵虚惊，然后过不了几秒，就有人尖叫一声。然后忽然间一片叫声，从前面的人群一路传了下来，大家都往楼顶上看，楼顶的小红点已经不见了，点亮了楼顶的四个数字。新年到了。
边上的德国夫妇抱着开始激烈的新年的吻，周围的人开始互相拥抱，没有人拥抱我。
德国男人拿起香槟酒瓶猛力地甩动，一拧瓶盖，一声响，香槟酒像是个喷泉喷到了空中。一阵快乐的尖叫，然后所有人一齐唱起了新年歌，“Auld Lang Syne”。墨西哥人唱的是西班牙语，德国夫妇是德语，背后唱的是不知名的语言，我也大声地唱了起来。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老熟人是否该被忘掉，
And never brou Shtt Omind？
永远不再想起？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老熟人是否该被忘掉，
And Auld Lang Syne？
还有那些老时光？
唱了一段，我不记得词了，于是我转成用中文唱。
好朋友怎能忘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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