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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想和我去台湾？”肖河生说。
“你拿着大陆护照，怎么去台湾？”我说。不知怎么，去台湾这个念头肖河生就此抛不开去。他是个顽固的人。顽固的人不能尝试用理由来说服，只能用现实的困难来打发。
“可以去台湾驻美办事处打听打听。听说有些人去过。”
“想去欧洲吗？要不去非洲。欧洲，非洲我都和你一起去。”我说。
“我不想去非洲。”
“非洲我们可以去租辆吉普车，在大草原上四面八方地开，带顶帐篷，消失上那么两个星期。”
“那是你想做的事。我想去看看台湾。”肖河生说。
“要不我们去欧洲。买张环欧列车的票，背个背包，火车停哪儿，我们就在哪儿逛上那么一圈。想想威尼斯，想想罗马，想想月光从斗兽场石拱的缝隙里穿过，照在两千年的石椅上。台湾，你去做什么？日月潭，阿里山吗？”
“我无所谓日月潭，阿里山。我就是想看看台湾。”
“台湾人都往外跑，你去台湾做什么？”我说。
“他们是他们的事。我想在台北的街头走走，看着四周全是台湾人。”
“台湾人这里满街都是。罗克韦尔那儿台湾人比美国人都多。”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在美国。一样的人有什么好看？”他说。
我不想说话了，拿起我的酒杯喝了口。冰已经融化得差不多，酒有些发淡。我当然不会去罗克韦尔坐在街头呆看和我们一样的人来来去去。但是我也不想去台湾。
肖河生转着酒瓶，呆了一会，说：“老郑刚从国内回来。他说他都不认得他们市里的路了。”
“那当然，老郑没回去三四年了。我回去一样认不得路。”
“平山，”肖河生拿起酒杯，走到窗前，看着窗外，“你来美国至少五年了吧？”
我想了想，“六年。”
“想回国吗？”
“没想过。没时间想回国的事。太麻烦。”
“我也五年没回国了。”肖河生转过身来，手紧抓着酒瓶，手背上隐隐约约显出几道青筋。“回去我也不认得路了。”他看着我，“平山，你不觉得我们慢慢地不再属于中国，可又不属于美国。不属于的那一部分好像失了踪。我像是只有一半的自己，而剩下的这一半又什么都不是。我好像两边都是外来人了。”
“你来美国前就应该知道。”我说。
“我那时不知道。”肖河生有些恼怒地说。
我没有回答。只是慢慢喝着杯里的酒。一会儿的工夫，外面已是完全的夜。我躺着，从落地窗看出去，街上，楼房里，一点一点的灯光在初秋的空气里闪闪烁烁。这外面是个美丽的国家，有很多人很快乐地生活着。
“无论如何，我已经来这了。我就这么个生命，活完了就完了。我得对得起自己。”
“想和我去学开飞机吗？那可一定刺激。”
“太危险。我不想什么事都还没来得及做就一头摔死。”他顿了顿，转过头来看了看我，忙加了句，“我可不是在说你。你可别生气。”
“我没生气。”我说。
肖河生又看了看我，确定我确实没有生气。房间里暗得很。他喝了瓶啤酒，已经有些醉。肖河生本是喝酒就醉的人。
“我们去外面吃饭吧。”他说。
我本来是不想出门的，可是那一刻我觉得很不愉快。本来我做好了个圈套让肖河生往里跳，他也毫不怀疑地就往里跳了。平常他跳进去后，觉得人生苦恼时，我也就显得很苦恼的样子，很像是两只飞虫不小心撞上了蜘蛛网，其中一只被牢牢黏住，不免要痛苦挣扎。另一只却有先天的保护功能，蜘蛛网上的黏液对它毫无效果。它如果愿意，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但是为了让它的伙伴好受些，它也就留下，偶尔也做做挣扎的模样，显显患难同当的意思。但是那天晚上它挣扎了挣扎，却惊愕地发现自己的保护功能突然消失，自己的脚被牢牢地缠着，动弹不得。
我把酒杯往地上一放，站起身来，说：“走吧。”那时候我觉得极饥饿。我还没吃晚饭。
我们沿着康涅狄格大道一路往南。华盛顿星期五的晚上，初秋的晚风。车子的顶篷放了下来，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抬起头来是一片漆黑的夜空，看不到一颗星，街灯太明亮。风从头上脸上刮过，我的车是个冲浪板，眼前身后的车流是带着我向前的潮水。坐在车里，是一种高速行进中暴露在外，毫无保护的危险感的刺激，但同时深刻明白自身处在一个金属盒子环绕之中的安全感。我的那一瞬间的不愉快就像是初秋白天的热气一样，在户外的夜空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开到离杜邦圆环还有几条街区的伍德利公园，时间还早，街道两旁的停车位还没被上夜总会和酒吧的人填满。转了两圈之后，我们就找到了停车的位子。晚饭的高峰时间刚过，不费力地在家意大利餐馆找到了露天的桌位。
我们的侍应是个年轻丰满的意大利女孩，这让我有些意外。意大利餐馆的侍应十之八九是三四十岁，满头茂盛黑发，精力过分充沛，时不时冒出几句意大利语以示纯正意大利出品的中年男子。不过女孩，尤其是漂亮女孩，总是个让人高兴的意外，而且在我耳里她的意大利语是一样的纯正。我的心情很愉快，肖河生看来也一样。我们点了菜，要了两杯意大利的夏敦艾葡萄酒，拿起块还带着烤炉余温的面包放在嘴里嚼着，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美丽女郎。
街上来来去去的绝大多数人当然不是美丽女郎，但他们对我来说全不存在。冬天还远，冬天里毫无吸引力的女孩，穿着轻柔的衣物，在初秋淡淡的夜里都平添了几分若隐若现的诱惑。
“为什么意大利餐馆，法国餐馆，墨西哥餐馆的侍应都喜欢对客人说几句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说英语口音越重，表明餐馆的等级越高，可是中餐馆里少有人喜欢说中文？”
“不知道。”我说。看着街上走过的一个身材诱人棕发女郎，轻吹了声口哨。
“会不会是中餐馆的侍应英文说不好有自卑感？别的餐馆的侍应说不好反而有自豪感。”
“可能。”
“我看就算做个侍应生也别做个中餐馆的侍应生。”
一个跑堂的端来了我的酒。1997年意大利的带着点干干的青草味。我没理会肖河生，只是看着街上的人群。
一会儿菜上来了，我懒得说话，一叉子一叉子慢慢地肢解着眼前的鱼片，再一叉子一叉子地往嘴里送。我觉得懒洋洋得很愉快，不想听肖河生发什么议论。那时候就算是马丁·路德·金满眼泪水地在我面前说着“我有一个梦”，我也只会很愉快地点头，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然后我会更愉快地看着眼前走过的两个金发女孩修长匀称的腿。街上的人大多数在慢悠悠地散步，毕竟是星期五的晚上。这一带的楼房大多是十九世纪的两层波士顿式的砖木楼，路旁两排极高的美国梧桐树，酒吧、商店门外都只挂着小小的霓虹标记，透过枝叶隔街散着斑驳的光。街上慢慢多起了人。
忽然间一阵警笛大作，一辆警车车顶闪着红蓝光从路上疾驶而过，那一瞬间它是方圆五个街区注意的焦点，但是它消失得和出现一样突然，就像是一条焦躁的鱼从水面上骤然跃出，又骤然落回水中，除了渐渐消失的警笛声，不留一点痕迹。
肖河生猛打了个哈欠，说：“对不起，昨晚没睡好。”
“现在没女朋友都睡不好，有女朋友怎么办？”
“昨晚在网上的聊天室里转到半夜。”
“有什么奇遇吗？”我问。
“什么事都没有，连在S／M的专房都没人找我聊天。”
“你应该取个女人的名字，只怕要忙不过来。”
“那不行。这一来都是男人找我聊天。我和大家的兴趣一样，只想找女人聊。”
我笑了笑，把最后一叉食物送进嘴里，拿起杯冰水喝了口。叫来了侍应，结了账，走出了餐馆的门。晚风一样的舒适，我们一样的无所事事。肖河生提议去看电影，我也无所谓，就走到了杜邦圆环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里买了两张票，是个怪兽片。我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看了几分钟，就已经在为那只天外怪兽加油，替它盘算着怎样安排菜单，好把该吃的人一口气解决，也好让电影早些结束。可是一股倦意慢慢地从四肢延伸而上，忽然间铺天盖地地淹没了我的意识。我在它第一个食物人口，正在消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