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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艺了。
如果我一直这样写下去呢？
五 大难之后
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
我还有点不知就里，什么为《组织部……》平反？我自己怎么为自己平反？不是应该由组织来说话吗？怎么成了我个人的事情？到了会场，诗人柯岩热情地对我说：“你讲讲，你讲讲……”我说：“由我个人说合适吗？”她笑了，她说：“那你说点合适的……”
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
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解禁之容易如同动一根手指，我要说是糊里糊涂就没了事了，与狠打猛批时的庄严隆重、用出九牛二虎之力，雄辩而且煽情，叫做高屋建瓴而且势如破竹，成为鲜明的对比。此事之方便简单，甚至使我不敢相信其严肃性与可靠性。莫非历史的写成就是这样简单容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一挥而就？
几个月以前，几星期以前，还没有什么人会大胆设想二十年的许多大批判就这样土崩瓦解。大批判，搞得有声有色，也是人多势众，也是声震云霄，甚至于叫做什么万众一心……说声不算了，一风吹了，也就吹了个云消雾散，照样是万众一心……这叫啥呢？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的平反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的名字。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
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已是初冬，此会一过，我打道回乌鲁木齐去了。
回到乌鲁木齐位于十四中学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间是那样狭小，照明是那样不足。怎么了？我已经不那么安于现状了吗？人为什么那样浅薄，那样轻浮，那样容易满足和不满足，容易恐惧也容易张狂，容易焦虑也容易想入非非？
不，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还没有敲定。
岁末，我收到了寄来的一张《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后记》，这太出乎意外，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小小后记，多少言语：
……我终于同意了，就让这往日的带着露珠的小草儿与读者见面吧，它多少也反映着新中国的朝阳的光辉……并谨以此书献给一九五三年北京市东四区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
回顾昨日，愧勉有加，瞻望明天，壮心不已。
这里有多少微笑，多少泪花，多少往事，多少当今！从开始写《青春万岁》，已有二十五年有余，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日月还长。历史荒唐与严酷起来疯狂得莫名其妙，如今却忽然间露出了笑脸。岁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
我们立即收到了《光明日报》转来的芳的老同学，也是当年的团干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干部”程庆荪来信，她说她接收到了“营长”王蒙的召唤，她是天津一所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员，她给学生讲解高尔基的《海燕》的时候从来都是热泪盈眶。她的儿子就是钱程，承包过音乐厅，成绩卓著，后因经济问题身陷囹圄。
我们在重温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篝火的激动中迎来了一九七九年。记忆复活了。青春复活了。友谊复活了。文学也复活了。我们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日。那时程庆荪是女二中团总支部的组织干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团员入团申请书到团区委来，芳多次托她给我带信。
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长篇小说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六十二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我与当时可能是内蒙，后到了山西的焦祖尧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一书刚刚出版。他的作风比较稳健谦逊，易于相处。同会的还有内蒙的冯苓植，他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黑龙江的刘亚舟（不是刘亚洲）、上海的孙颐（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长）与竹林……多为新秀。
这个会当然表达了有关方面繁荣创作的心愿。会一开，也增加了写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却是藉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
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还给我向新疆自治区党委开出了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十五年余之后。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
当然，团干部轮换很快，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无人相识，接待我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很冷淡，不过是执行公事。世事变化，几个月后，团市委人员的面孔也都变了。不是变新了而变旧了。几个月后，那些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上来的团市委干部多转了岗，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是由我们那个时期的团市委的干部金鉴回来任书记，由我的老搭挡王晋等任副书记了。王晋为了回来工作染黑了头发，并拉着我担任了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说是此时他是全国青联副主席，说明他是我的“上级”。
与此差不多同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调函也已开出，这时已经有了“摘帽办”，按照统一的政策负责改正错划右派与收回这些人员。
我回到新疆，众友人嗟叹不已。也有人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我与领导谈回京事，领导当然理解支持，但也叹息，我们新疆成了什么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该走了。
这时又收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关于《最宝贵的》获得七七、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与即将在京召开颁奖大会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刚回来又走，我也知道整个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尚未恢复成文联）的出差费极困难，我这么连连飞去飞回，岂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面极重视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次小说颁奖，不断来电话催，最后我还是去了。
这次会议也带有劫后重逢，作家复活、文学复生、二十年后仍是一批好汉的性质。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状元。陆文夫的《献身》，萧平的《墓场与鲜花》，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宗璞的《弦上的梦》，王愿坚的《足迹》都获了奖。这些应该算是所谓五十年代作家。此外还有贾平凹、贾大山、刘富道、祝兴运、李陀、成一、张承志、莫伸等新人的作品。卢新华的《伤痕》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是一大批同类作品命名为伤痕文学的来由，这次也获了奖。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获奖名单之上。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北京文学》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而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而且决定退此稿的是该杂志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老编辑。呜呼，识文亦难也。人们在回忆各种文坛佳话趣话的时候，人们会讲许多自己在发现新人，扶植佳作方面的故事，谁不愿意大讲过五关斩六将？谁又愿意毫无惧色地说说走麦城的经历？知耻近乎勇，中国人这点认识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住在“向阳一所”，据说这与“二所”都是为了人众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而新修建的，现在，一所即崇文门招待所，二所即宣武门招待所。茅盾，周扬，都在发奖会上讲了话，对于当时以刘心武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甚表支持。
外文局的日本专家押川雄孝参加了发奖活动，抓住邓友梅与我等合影，我忍不住说刻薄话的恶习，便对邓说，想不到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珍禽异兽。后见到时为十岁的女儿伊欢，我也自嘲变成了珍禽异兽。女儿当然不理解我的命运变迁，却已经学过珍禽异兽一词，为了表示她完全懂这个词，她从字面上解释说：“金丝猴！”我大笑如哭。
李陀的得奖作品是《愿你听到这首歌》。李时称小孟，真名孟克勤，达斡尔族，工人，讲话非常生动，喜欢东拉西扯，引经据典。贾大山评曰：“……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