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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它一手炮制的所谓“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完全沦为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朝鲜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受到限制，工人阶级还是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他们不时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进行斗争。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农民的反日斗争也出现了新高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朝鲜的奴役和掠夺，从而引起了朝鲜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朝鲜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19年爆发的“三？一”人民起义是朝鲜人民抗日斗争中最有力的尝试，以这次起义为转折点，在朝鲜的历史上开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三十年代初，在金日成领导下，终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在抗日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现代朝鲜文学发生了激烈的分化：一些资产阶级文人（以李光洙、金东仁为代表）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幌子，鼓吹颓废文学和自然主义，公开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部分坚持走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如罗稻香（1903…1927）、金素月（1903…1935）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揭露与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社会的罪恶，对朝鲜人民的无权地位与悲惨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金素月在名著《招魂》中还抒发了亡国的痛苦，表现出炽烈的爱国感情。另一部分青年作家如李相和、赵明熙、崔曙海、李箕永和宋影等人，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创作中逐渐表现出革命的思想倾向，被称为“新倾向派”。他们在探索新文学道路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过去朝鲜进步文学的优秀传统，力图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无产阶级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1927）塑造了具有一定革命理想的英雄形象，而李相和（1901…1943）的诗篇《春天也会来到被掠夺的田野吗？》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崔曙海（1901…1932）是“新倾向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早期短篇小说《出走记》（1925）和《饥饿与杀戮》（1925），深刻地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朝鲜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的刻骨仇恨。在《出走记》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朴君的口，发出了愤怒的呼喊：“打垮造成这个险恶环境的根源！”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崔曙海和大多数“新倾向派”作家一样，未能看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社会远景，对于怎样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也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他笔下的主人公的反抗往往流于自发。然而他的作品却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工人阶级在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前夕的思想感情，这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倾向派”作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写作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初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而他们后来被誉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1925年，朝鲜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新倾向派”作家为基础，成立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初期，“卡普”作家的作品，按其思想内容来说并没有超出“新倾向派”文学的范畴；1927年经过改组，通过新纲领，肯定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无产阶级作家应以反帝反封建、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促进他们的团结为己任。在“卡普”纲领的指导下，早期无产阶级作家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斗争。这样，朝鲜现代文学就沿着“高尔基式的现实主义”道路迅速地成长起来了。李箕永（详见本章第二节）的《贫穷的人们》、《元甫》和《造纸厂村》等短篇小说以及宋影、尹基鼎、严兴燮、李北鸣、朴世永、金昌述等人的作品，都是“卡普”文学的可喜成就。宋影（1903…）是“卡普”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石工组合代表》（1926）描写了石工朴昌浩由逆来顺受到觉醒、最后走向反抗的过程。在剧本《拒绝一切会面》（1929）中，对于产业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及其所谓“奖励民族产业”的虚伪实质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
1931年和1934年，以“卡普”为核心的朝鲜进步作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严酷的镇压，“卡普”的大多数成员被捕。1935年“卡普”被迫解散，但“卡普”作家并未因此屈服。李箕永在长篇小说《人间课堂》中继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进行揭露与讽刺。朴世永在《山燕》（1937）和《沉香江》（1935）等诗篇中，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歌颂了革命者的斗争，抒发了对自由的向往。“卡普”在短短的十年中，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十年代，在朝鲜人民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抗日文学，反映了朝鲜抗日武装游击队的正义斗争，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抗日革命歌谣《反日战歌》（1934）、《勇进歌》、《决战歌》、《总动员歌》和《民族解放歌》等，号召人民起来走向抗日斗争的战场，表现了抗日武装游击队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热情。抗日戏剧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广为流传的是《庆祝大会》、《城隍庙》以及由金日成编写的话剧《卖花姑娘》（1930）、《血海》（1936）和《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1936）（注：参见《朝鲜的“不朽经典名著”》（东方文学专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等。
1945年8月15日，朝鲜人民迎来了自己的解放，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三十六年的血腥统治，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朝鲜劳动党给予文学艺术以深切的关怀，解放初期就曾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过重要的指示，明确规定文艺的教育作用，指出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文艺工作必须紧密配合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等任务。为了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作用，又于1946年成立以原“卡普”作家为核心的“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简称“文艺总”）。同年，在文艺界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文艺倾向的批判，从而统一了认识，加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阵地。
这时期，朝鲜作家的队伍扩大了。许多曾多年搁笔的老作家、老诗人现在恢复了文艺的青春，重新步入文坛；同时，在朝鲜劳动党培育下，涌现出一批新进作家和诗人，这就使得解放后的朝鲜文学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解放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歌颂金日成及其战友们领导的抗日武装游击队。李灿的《金日成将军之歌》（1946）的歌词和赵基天（详见本章第三节）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李园友的《让我们走向光荣的道路》（1947年）、韩鸣泉的《长白山》（1947）和《北间岛》（1947）等诗篇、金胜九的电影剧本《我的故乡》（1949）等，都是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优秀作品。
朝鲜作家还以国内民主改革为题材，写下了不少出色的作品。诗歌方面有李灿的《新的消息》（1946）、郑文乡的《走向绿色的田野》（1946）以及千世峰的《土地的序曲》（1948）等；散文方面有李北鸣（1908…）的中篇小说《劳动一家》（1947）和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第一部等。前者被公认为解放后朝鲜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以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为主线，通过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的情节描写，歌颂了解放后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面武装进攻。朝鲜人民在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进行了祖国解放战争。这时，朝鲜作家响应党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前线和后方、在城市和农村，写下了无数光辉的作品，向全世界控诉了美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热情地歌颂了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他们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时期最优秀的诗篇有：金北原的《洛东江》（1950）、朴世永的《司号员》（1952）和安龙湾的《我的冲锋枪》（1950）等。赵基天的诗歌《我的高地》（1951）和《朝鲜在战斗》（1951）是这时期的代表作。
散文方面，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1952）、黄健的《燃烧着的岛》（1952）、边熙根的《初雪》（1952）和尹世重的《老队员和新队员》（1952）等，都是反映解放战争的优秀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