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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宗教迷信的束缚有关。他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他安贫知命，“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作者无限同情他的遭遇，但又批判了他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和“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的人生哲学。作者描绘了印度普通农民的悲惨命运，目的在于尖锐地提出农民为什么越来越贫困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深思。
小说着重描写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揭示出农民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作品中的莱易，是三十年代印度最典型的地主形象。他以民族斗争中坐过牢来欺骗群众，对农民显得和蔼可亲，以农民的保护人自居。但他心里十分狠毒，农民不缴租，就不准在久旱的雨后犁地。他采用封建的剥削，要农民服劳役，又不给农民饭吃。他还任意加租退佃，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还通过与银行家、英国殖民者的勾结，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剥削。他是省议会的议员，后来又当上内政部长。由于为英国主子效劳，在英国女王诞辰的那天，获得了“拉加”的称号。随着地主莱易地位的步步上升，农民何利接连遇难受灾。作者还揭露了农村中高利贷者金古里？辛，“他是城里一个资本雄厚的高利贷者的代理人”，他用利滚利，象毒蛇一样缠住了农民的手脚。同时作者还进一步揭示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今天的世界是由银行家统治的，政府只是他们手里的玩物”，而高利贷者和地主，又是“归这个政府管”的。
普列姆昌德就是通过地主莱易等形象，深刻地指出了由于统治印度的帝国主义者与农村封建势力的进一步勾结，造成了农民越来越贫困的状况。
小说还深刻地表现了印度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增长，预示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可避免。何利的妻子丹妮亚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印度贫苦的妇女的形象。她大胆、泼辣，与何利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她敢于当面斥责政府巡警的敲诈勒索，她不满封建势力的横行，敢于蔑视礼教，收留寡妇，并对长老会无理的判决罚款，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所谓长老“是魔鬼，道地的魔鬼，他们要把我们的田地都抢去自己享用。”她对地主的剥削，越来越愤懑，她体验到了“无论怎样千方百计地节省，无论怎样勒紧肚皮，咬紧牙关，把每一个铜板积攒下来，临了还是要欠下租子无法交清”。她甚至对甘地主义用自动投入监牢的反对形式表示不满，她说：“坐监牢是不会坐出好政府来的。”她的不满和反抗，都是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的，反映了被压迫农民的不满情绪。作者还描写了农村青年利用“泼水节”表演歌舞的机会，无情地讽刺了高利贷者金古里？辛、宗教势力的代表者婆罗门达塔丁，以及地主及其走狗们，反映了被压迫人民愤怒的心声和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作者号召人民不要再忍受了，要起来向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戈丹》是普列姆昌德三十多年创作的结晶，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戈丹》以前的作品中，也曾提出过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往往暴露出他的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著名话剧《斗争》中，他把贫苦农民境况的改变，寄希望于地主阶级的道德改善；在《博爱新村》中，既表现农民的反抗，又幻想有一个“善良的”地主建立为农民服务的仁爱道院；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工地》里，竟幻想有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的豪杰来改良社会。这表明作者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本身的弱点。在《戈丹》里，作者抛弃了改良主义的空想，考虑从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来解决社会矛盾。作者还通过哲学教授梅达和女医生玛尔蒂小姐的议论，提出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
《戈丹》在反映社会矛盾上，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为广泛和深刻。小说主要是写农村生活的，但通过地主莱易在城里的活动，以及何利的儿子巴戈尔的进城做工，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不仅扩大了生活的画面，而且还进一步暴露了农村的地主、高利贷者与帝国主义、城市银行家、工厂主的勾结，他们共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勾当，揭示出印度殖民地制度的本质特征，增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人物性格刻画上，《戈丹》比以前的作品，更具有现实的典型性。特别对反面形象的塑造更为突出。地主莱易的形象，作者把他写成性格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还坐过牢，因此这个地主也更具有欺骗性。他在农民面前，装出满脸笑容，喜欢讲一些口是心非的漂亮话，其实他是一个洋人的宠儿，农民的死敌。作者着力揭示他复杂性格的本质，撕开他伪装的画皮。这个形象，真实地概括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涨之后地主阶级的本质特征。当时印度地主阶级就是依靠投机和欺骗以及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剥削的。作者直接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行艺术概括，因此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仅鲜明生动，而且更富有现实的典型意义。
《戈丹》是印度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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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现代日本文学
第一节 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进一步帝国主义化。战争使它牟取了巨利，成为债权国，并且使它乘机在远东地区扩张了势力。战后垄断资本得到发展，而广大人民却进一步赤贫化，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上的困境，对外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革命，并且积极准备侵华战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人民的反抗，并且加强军事实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到了二十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东方一个新的战争策源地。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首先爆发了1918年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米骚动”（抢米暴动），迫使寺内内阁垮台。从此日本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得到迅速的传播。在新的革命浪潮下，于1922年7月15日建立了日本共产党，宣告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进入自觉的新阶段。工农革命群众在日共的领导下，对反动政府的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斗争。翌年反动政府乘关东大地震之机，捏造口实大肆逮捕共产党人，进行镇压。在严酷的斗争面前，1924年党内出现了右倾取消派分子，竟不顾广大党员的反对，于同年3月解散了日本共产党。1926年以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等为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广大党员重建了党中央，克服右倾和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了全国工农运动。三十年代初，日共加强了工农联盟，开展了广泛的人民民主斗争，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侵略我国的“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全面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推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日本反动政府在国内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革命进步力量，迫使日共转入地下进行艰苦的斗争。在这样艰苦严峻的岁月里，日共蒙受了最为严重的摧残。
日本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革命与反革命的激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以崭新的战斗姿态登上文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形成坚强的文学力量，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学运动，为推动日本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二十年代初，出现了“劳动者文学”。它是劳动人民亲自描写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的文学创作，以电机工人宫岛资夫的《矿工》、建筑工人内籐辰雄的《洗马》、木工吉田金重的《冒雨》等为代表，它是日本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诞生的前奏。
1921年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播种人》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这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的信号。当时，还有一些进步青年作家，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生活，写出以工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