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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身没落的町人家庭的夏目漱石，由于受到东方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受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文学的熏陶，他在痛击时弊的同时，又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寻求超脱现世的唯美主义文学倾向。在《幻影之盾》（1905）、《一夜》（1905）等随笔中，表现了一种梦幻、浪漫的美。在1906年所写的《旅宿》里，更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美的世界。一个脱离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画师，来到山青水秀的风景区，寻求没有世俗的“非人情”世界，以“无心和稚心”来尽一个艺术家的“天职”。作品中极力渲染这个风景绮丽的世外桃源，用汉诗、和歌、象征性的警句装点这个美的世界。画师是人生的旅客，他以超然一切的立场写诗作画，用一种“非人情”的感情欣赏一切。这篇作品充分表露了夏目漱石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观点。
现实和梦幻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交织在夏目漱石的作品之中。但是，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他不能无视现实的黑暗，不能停止战斗。他说：“只睡在这种小天地里，毕竟无法撼动这个辽阔的人世。”（《致铃木三重吉书》）
1907年夏目漱石离去教职，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的邀请，成为该报的特约作家。他满怀壮志，开始了他的新的创作时期。这一时期第一部作品就是长篇小说《虞美人草》（1907）。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社会风尚日趋败坏，当时拜金主义风行，利己主义思想澎胀。作品从道义上有力地谴责了女主人公籐尾的思想和行为；她爱慕虚荣，抛弃义理，追求浮世的荣华，失去了纯贞的爱情，最后以失败和自杀而结束。作品还歌颂了以诚实和真挚为立身准则的甲野和宗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1908年到1910年，夏目漱石又接连写了长篇之作《三四郎》、《其后》和《门》，构成探索明治时期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的三部曲。《三四郎》描写一个生在山村僻地的青年三四郎，对生活和爱情怀着美丽的幻想来到东京上大学。半年的大学生活，使他领悟到生活的辛酸和不幸，尤其遭到所追逐的女子美弥子的遗弃，使他感到幻想的破灭。通过三四郎从追求到幻灭的过程，细致地、广泛地再现了当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烦恼，以及他们对日本现实社会的憎恶。《其后》塑造了一个有叛逆精神的代助，他出身于富家，父亲是当时一个政商的典型，思想顽固守旧，封建伦理观念很强。代助虽然生活优裕，但是无所事事，与社会、家庭格格不入。他遇到嫁给朋友平冈的旧日情人三千子，两人的感情又复燃起来。代助为了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婚姻的幸福，不顾社会的压力和家庭的反对，要与三千子结婚。但是他又无力离开家庭自寻生计，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和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不能与当时社会相适应。他觉醒了，却抵抗不了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则。代助的愿望是强烈的，行动是软弱的，他深陷在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他激烈地抨击日本近代社会，挖苦日本是“一只与牛竞争的青蛙”，早晚会“破腹”的；并且指出，日本现实是一片黑暗，“连一寸见方的光明之处都看不到”。《门》描写一个小官吏宗助，他得到朋友妻子御米的爱情，在穷街陋巷居住，过着小市民的生活。宗助并没有感到家庭生活的美满和爱情的幸福，也不觉得自己已是获得个性自由的人，相反家庭生活的困苦和爱情引起的道义上的自责折磨他的精神，使他失望、苦闷、孤独。他寻求精神的解脱，去到镰仓参拜佛门，却遭到寺院方丈的严词拒绝。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站在门旁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三四郎》、《其后》和《门》尽管人物各异、情节不同，但是贯穿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表现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和成长的过程。作品通过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的反抗和对立，写出他们的“梦幻”、“追求”和“失败”的三个步骤。三部作品对知识分子内心活动作了细腻、深刻的描写，表现他们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显示出夏目漱石精于心理刻画的艺术才能。
1910年日本反动政府制造了惊人的“大逆事件”，对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镇压，社会顿时漆黑一片。夏目漱石从1910年开始患有严重的胃病，加之家庭生活的不幸，使他精神抑郁、感情消沉。政府的反动和现实的黑暗，使他感到窒息和失望。1910年他拒绝接受政府授予他的文学博士称号，表现出一个正直作家的骨气。1911年发表了重要的演说《现代日本的开化》，尖锐地揭露了近代日本文明畸形发展的状况，说它是受外界刺激诱发而成的“外发”，而不是深植在日本土壤之中自然生成的“内发”。
1910年以后，他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过了春分节之后》、《行人》和《心》等。他的锐利笔触从对广阔现实的描写转移到对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们内心的私心利欲的细致剖析，在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中，暴露了培植人们丑恶灵魂的封建主义的可怕和资本主义的可憎。作品还希图建立一个有着健全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市民理想社会。1915年所写的自传体小说《道草》暴露了封建家族内部的丑恶，也得出一个绝望宿命的结论：“现世能够料理好的事情几乎没有。只要一件事情发生不知继续到何时，并且以各种形式变成别人或者自己都无法解决的了。”表露了夏目漱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1916年执笔创作《明暗》，但不幸他胃病恶化，不久便去世。作品只写了“暗”的部分，它以津田为主人公，描写他与妻子阿延、情人清子复杂的爱情纠葛，揭示了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阴暗的利己主义思想。作品情节生动、矛盾集中、描写细腻，以戏剧手法一幕一幕地展现了人们灵魂的丑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效果。由于它生动、细致地再现了人物内心活动，被誉为日本近代心理小说的典范。
纵观夏目漱石晚年的创作，揭露和批判现实的锋芒削弱了，而悲观厌世和宗教冥想的情绪却增加了。这时，夏目漱石提出过以“自己为本位”的改革不良社会的见解（《我的个人主义》），进而又在《明暗》中提出“法天去私”的一种律己责人的宗教、道德净化的主张。无论是这种西方近代人道主义的主张，还是东方禅学宗教思想的说教，对业已腐败的日本资本主义明治末期的社会，都无济于事，所以他感到现实黑暗的沉重和前途的渺茫。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总有一个孤独、愤世、绝望的影子存在。
夏目漱石的创作倾向是复杂的，但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象他这样以真挚的态度、强烈批判精神从事创作的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是少有的。虽然他的教养、出身限制了他的视野的广度，在作品里只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但是他笔力深刻遒劲、目光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