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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反面典型是哈伦。他是一个买办洋奴的代表，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奴才。他除了皮肤颜色以外，完全英国化了。他是梵教首领，认为凡崇信梵教者就应摈弃印度民族的文化遗产。他甚至把英国书上污辱印度人的句子背得烂熟。他固执地认为印度民族只有恶习，没有出息。他在英国殖民主义县长面前，奴颜婢膝，对戈斯巴拉农民被迫害事件，竟污蔑自己的同胞“没有受过精神和道德的教育”，“没有能够吸收英国文化的教育”，“所以就是不愿意承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神意的安排”。他在梵社内部，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为了破坏洛丽塔和宾诺耶的恋爱，竟写匿名信，发表文章进行诽谤。哈伦的形象反映了梵社分裂以后崇洋媚外一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他是英国殖民政策和奴化教育的产物。
小说中的梵社姑娘洛丽塔，是一个开始觉醒的印度妇女的典型。她的性格特点是嫉恶如仇，坚韧不拔。她追求妇女的解放和自由。她对殖民统治者刻骨仇恨，她敢于采取行动反抗。她敢于冲破宗教偏见，不怕诽谤，不怕孤立，勇敢地和印度教教徒结婚。作者对这个形象，着力表现她的反抗精神，赞扬她冲破家庭的“狭小圈子”和宗教之派的樊篱，投身到社会斗争中去。
小说中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和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是两个互相辉映的理想人物。前者属于印度教派，后者属于梵教。但他们都反对教派的偏见，反对种姓制度。他们都是青年们争取自由解放的鼓励者。安南达摩依赞助戈拉反对殖民者，感到戈拉“不是胆小鬼”，“她的这个戈拉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戈拉啊！”帕勒席也赞成青年们参加社会变革，认为“有勇气在自己生活中尝试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正是那些使社会臻于伟大的人！那些仅仅循规蹈矩过活的人，并不是在使社会进步，只是在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他们都能顶得住社会旧势力的指责和攻击。安南达摩依认为无论什么力量“都不可能使她不照她认为对的做去”，帕勒席也不怕任何诽谤和打击。在帮助洛丽塔和宾诺耶的结合上，他不理采妻子的反对，不管宾诺耶伯父写信辱骂，也不顾哈伦把他开除出梵教，仍然独自料理了女儿的婚事。
作者把安南达摩依写成印度的象征，把帕勒席写成进步道德的化身。这两个形象，安南达摩依比帕勒席更具有坚强的性格，更富有个性特点。但这两个理想人物的思想核心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两个形象，体现了作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理想。
在长篇小说《戈拉》中，作者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方面作了形象的总结，提出了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偏见问题，这是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作者试图号召人们，要象戈拉那样彻底抛弃宗教的偏见，要象洛丽塔那样敢于冲破宗教教派的束缚，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向广阔的天地，争取民族的解放。但作者在作品中着手解决宗教偏见问题时，用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武器。在宾诺耶和洛丽塔解决教派问题时，“他们主要决定是忘掉自己是印度教徒或梵教徒，而只记住自己是两个人”。从帕勒席的思想中，“梵社算得了什么？印度教社会又算得了什么呢？”应当“着重的只是‘人’”。作者企图通过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说教，来解决宗教偏见问题。这就明显地暴露了泰戈尔资产阶级观念的局限。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注：《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
在《戈拉》中，作者通过主要人物的活动，对印度的民族解放道路进行了探索，初步提出了联系劳动人民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劳动者的高贵品质和敢于反抗传统偏见的精神。但泰戈尔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工农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身上，因此在作品中不可能指出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尽管如此，作品由主要人物所体现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人物对话富有论辩性。翻开小说，不消说不同教派、不同思想的人物之间，有唇枪舌剑的论辩。就是在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姐妹之间，情人之间，朋友之间，也有种种的论争。小说中人物之间的这种论辩，与小说的题材有关，它写的是有争论性的社会问题。同时，作品主要塑造的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当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对祖国、人民、政治、宗教、爱情、种姓殖民主义等问题都十分关切，需要探讨，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形成了小说人物对话具有论辩性的特点。
作品中论辩性的对话，主要用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戈拉与哈伦关于英国人与孟加拉人在印度的社交问题上，哈伦认为“孟加拉人有不良风格和迷信”，根本配不上与英国人交往，戈拉就认为“不管我们怎样配不上，我们到处去巴结英国人，总应该引以为耻”。哈伦又说英国人值得尊敬，英国人也尊敬他们。戈拉争辩说：“这种对某些人的尊敬，只会使我们其余的同胞更加丢脸、我看这不是别的，只是侮辱”。这就把戈拉的爱国与哈伦的洋奴性格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同时作者还通过人物多种形式的论辩，自然地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如戈拉等人与哈伦论辩时，巧妙地通过苏查丽达的感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苏查丽达本来对戈拉有反感，但听了他们的争论，感到戈拉的崇高。她“从来没有听人这样有力、这样坚定地谈过祖国”，而当她听到哈伦辩论不过就大骂戈拉是“粗鄙的乡下佬”时，她就感到哈伦的卑鄙。苏查丽达得出的结论，也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
第二，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在小说《戈拉》中，正面人物之间，以及其他人物之间，也都是互为对照的。这就补托出人物的不同性格。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与洛丽塔的母亲巴德曦达妮；戈拉的父亲与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都有对比作用。就是象苏查丽达与洛丽塔，同是新型的印度妇女，前者温和沉静，斗争性弱，后者刚强坚韧，异常勇敢。但作者的形象对照，主要是使作品中心人物的性格在对比中更为鲜明。戈拉与哈伦，一正一反，爱国与洋奴，经纬分明。戈拉与宾诺耶，宾诺耶的软弱迟疑，更衬托了戈拉的坚定无畏。戈拉与他哥哥摩希姆，戈拉时刻想的是印度，摩希姆想的是职员的位置和女儿的嫁妆。戈拉与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