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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法国的手脚，同时还要在法国驻扎一支占领军，直至赔款偿清为止。法国人作出惊人的努力，在三年内筹足款子付清了赔款，于是便开始恢复元气。
色当之败萦绕脑际，在法国人的意识中，它是一个历久恒在的黑影。“你们不要放在嘴边，而要铭记心间。”这是甘必大的一句忠告。四十多年来，防止“往事重演”是法国政策中独一无二的最根本的因素。1870年以后的初期阶段，战败者的本能和孱弱的军力迫使它执行筑垒防御的战略。法兰西倚为屏障的是一个壕堑纵横、深沟壁垒的防御系统。从贝尔福到厄比纳尔和从土尔到凡尔登的两条防线卫护着东部边界，还有一条从莫伯日经瓦朗西安到里尔的防线保卫着比利时边界的西半段；这两条防线之间的缺口便是故意留给入侵部队的通道。
维克托·雨果写出了他最为慷慨激昂的心声，主张借助这一道屏障，“法兰西将万众一心：重建力量，养精蓄锐，毋忘国耻，唤起青年一代组成一支全民的军队，发愤图强，永不懈怠，研究敌国的方略和技术，以便重整旗鼓，再成为伟大的法兰西，即1792年的法兰西，亦即胸怀理想、利剑在握的法兰西。到那时，它定会所向无敌，定会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
经历了繁荣的再现和帝国的扩张，经历了年复一年的内部纷争——保皇派、布朗热＇注：布朗热（GeorgesErnestBoulanger，1837…1891年），法国政治冒险家。1856年参加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1886…1887年任陆军部长。曾周旋于激进派、保皇党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提出修改宪法、解散议会和对德复仇等煽惑性纲领，旨在争取实力，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建立波拿巴式的军事独裁。一度取得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造成共和制度的严重危机。1889年，阴谋被揭穿后，逃亡比利时，后自杀。他所鼓吹的沙文主义运动，通称布朗热主义。——译者＇派、教权派、工人罢工，以及空前激烈、创巨痛深的德雷菲斯案件——民族仇恨依然在心头燃烧，特别是在军队里面。不论是老禁卫军还是共和派，不论是耶稣会会士还是共济会成员，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便是那阿尔萨斯的奥秘。人人都把双目凝视着孚日山脉的那一片苍翠。一位步兵上尉在1912年便已直认不讳，他常把他的一连人分成三两人的秘密巡逻队，带领他们穿过幽深的松林，潜上山顶，凝神遥望科耳马尔。“经过这种私下的出巡，归来之后，我们的队伍便与以前完全两样，全连都心潮激荡，哽咽无语。”
阿尔萨斯原先既非德国属地，亦非法国所有，德法两家你争我夺，反复易手，直到路易十四当朝，才由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定归属法国。1870年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以及洛林的一部分后，俾斯麦便建议尽可能给当地居民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并对他们的地方主义进行鼓励。他说，他们多想到自己是阿尔萨斯人，就会少想到自己是法国人。他的后继诸公却见不及此，未把这批新添的黎民的愿望放在心上，不去争取他们，而把这两个省份当作Reichsland（即“帝国领土”）来治理。派去的德国官员，其施政方针几乎跟对待非洲的殖民地无异，他们唯一的政绩是激起了这两处人民的愤怒，离心离德，直到1911年才恩赐给他们一纸宪法，但已为时过晚。德国的统治在1913年的察贝恩事件中原形毕露。事件的起因是市民和驻军之间的口角，一个德国军官用军刀刺伤一个跛脚的鞋匠。这场风波的结果是：彻底暴露了德国对这块帝国领土的政策，普世的舆论掀起一阵反德浪潮，同时军国主义也在柏林高奏凯歌，察贝恩的军官成了誉满京华的英雄，受到王储的嘉奖祝贺。
对德国来说，1870年的胜利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解决。德国人认为，当他们在凡尔赛宫明镜厅里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之际，德国主宰欧洲的日子已开始出现，可是，这一日子却始终姗姗来迟。法兰西并未成为齑粉，法兰西帝国实际上还在北非和印度支那开疆拓土；世界上崇尚艺术和美感的人们，追求奢华时尚的人们，仍然拜倒在巴黎脚下。德国人对这个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国家依然是妒意难消，隐痛在胸。“法兰西的富贵豪华有如仙境”，是德国人的一句俗话。同时他们又认为法兰西的文化已经腐朽，民主政治已经使它软弱无力。“一个在四十三年中任命过四十二任陆军部长的国家，是不可能有效地作战的。”德国的史学泰斗，汉斯·德尔布吕克教授曾如此声言。德国人深信，他们自己的心灵、实力、能量、勤劳，以及民族品德，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们感到欧洲的盟主非我莫属，色当大业必须事竟其成。
生存在德国人这项未竟大业的阴影下的法兰西，随着精神和实力的恢复，对于年复一年的保持防备警戒，对于领袖们年复一年关于自救图存的告诫，也就滋长了厌倦情绪。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法兰西精神便针对三十年来的困处守势，以及这种守势所隐含的惰性，起而造反了。法国自知体质不及德国。它人口较少，出生率较低。它需要有一种德国所缺少的武器，使自己有信心发奋图存。“胸怀理想，利剑在握”，满足了这一需要。用柏格森的话来说，这便叫做生命的冲动，也就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意志。法兰西笃信这种意志法力无边，从而也就深信不疑，人的精神毕竟无须对天意所归的进化势力俯首帖耳，虽然叔本华和黑格尔都曾声称，进化的势力是不可抗拒的。法兰西的精神可以成为一个均衡因素。它的必胜的意志，它的冲动，足以使法兰西挫败强敌。它的特异的禀赋在于它的精神，光荣的精神，1792年的精神，无与伦比的《马赛曲》的精神，马格里特将军在色当战役中率领的骑兵部队英勇冲锋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连当时亲临观战的威廉一世也不禁为之高呼，“啊，多勇敢的人们！”
相信法兰西的热血沸腾，相信高卢人的同仇敌忾，这就在1870年以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复活了法兰西对它自己的信心。就是这股激情，使它的军旗高高飘扬，它的军号激越嘹亮，它的战士斗志高昂，如果“往事重演”的日子一旦来临，这股激情便会指引法兰西走向胜利。
柏格森的生命的冲动经转译成军事术语，便成了进攻的理论。随着防御战略让位给攻势战略，对于比利时边界的注意也就相应地日趋淡薄，取代它的则是重心步步东移，一直移到法国人可以发动进攻，实行突破，直趋莱茵河的地点为止。对德国人说来，取道佛兰德的迂回路线可以通向巴黎；对法国人说来，这条路线却哪儿也到达不了，他们只能选一条最短的路线前往柏林。法国总参谋部的思路越是向进攻战靠拢，它集中在出击点的兵力就越大，留下来防守比利时边界一线的兵力就越少。
进攻派的学说源出陆军大学。这一学府乃是法国军界的英彦骏骥荟萃之所，校长弗迪南·福煦将军是法国军事理论的一代宗师。他的头脑仿佛是一颗心脏，有着两幅瓣膜：其一专供把精神注入战略之用；另一则司常人识见的流通出入。一方面，福煦传布一种关于意志的奥秘的说教，这可见于他的两句名言：一是“克敌制胜的意志是胜利的首要条件”，或者说得言简意赅一点，“胜利即意志”；一是“一场胜仗就是一次决不服输的战斗”。
在实际运用中，这就成了他日后那道蜚声一时的马恩河的进攻令，而当时的形势要求则是撤退。当年在他身旁的军官们都还记得，他一面勃然作色，攘臂奋拳，咆哮如雷地吼叫“进攻！进攻！”一面象通了电似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冲来冲去。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在按照陈规说来已吃败仗的时候还要在马恩河战线上向前进攻？“为什么？我可不清楚。为的是我部下的士兵，为了我有一个意志。再加上——还有一个上帝。”
尽管福煦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学说造诣很深，但他却不象克劳塞维茨的德国后辈那样崇信一份事先制订的万无一失的作战时间表。他倒是谆谆教导人家，必须不断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当机立断。他常说，“操典条令在操练时确是再好不过的，但在危急关头就没有多大用处……你们必须学会思索。”思索的意思是要让主观能动性有纵横驰骋的天地，要让那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去制服物质的因素，要让意志有用武之地，去制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