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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德国人来到了比利时。决战决定了采用包抄战略，包抄决定了使用比利时国土。德国总参谋部声称这是军事需要；德皇和首相也或多或少地安然接受了下来。至于它是否可取，就其对世界舆论，特别是对中立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论又是否得计，都被视为不相干的问题。判断的唯一标准在于看上去是否为德军的克敌制胜所需。德国人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取得经验，认为德国之伟大，武力和战争是其唯一源泉。他们从陆军元帅戈尔茨的著作《武装的国家》一书中得到的教诲是：“我们是以我们刀剑的锐利，而不是以我们思想的锐利赢得我们的地位的。”破坏比利时中立的决定遂不难随之产生了。
希腊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破坏比利时中立的这个决定，孕育着时间一到就会自我毁灭的种子；而作出这一决定，则是百年来的德国哲学造成的。这个决定，言出史里芬之口，但事出菲希特之手，他认为德国人是苍天选来在宇宙史上居于崇高地位的骄子；也是事出黑格尔之手，他认为他们是领导世界走向德国文明势必普及的光辉前程的使者；也是事出尼采之手，他告诉他们超人而不受制于常人；也是事出特赖奇克之手，他将扩大权力作为国家最高道义责任；还事出整个德国人民之手，他们把自己的世俗君主称为“至尊”。促成史里芬计划的不是克劳塞维茨，不是坎尼之战，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唯我主义的整体，它哺育了德国人民，创建了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由“自诩是绝对意志的那种极端的幻觉”喂养成长的民族国家。
决战这个目标，是1866年和1870年战胜奥、法的产物。这些已成史迹的战役，象已逝的将军一样，死死地缠住军人的头脑。德国人，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准备作一决雌雄的一战。他们仿效汉尼拔那样将一切赌注都押在决战上。可是，甚至汉尼拔的幽灵也许会提醒史里芬，迦太基虽赢得了坎尼之战，但是罗马却赢得了整个战争。
陆军元帅老毛奇在1890年曾预见下次战争有可能得打七年乃至三十年之久，因为现代国家资源巨大，绝不会由于仅仅一次军事失利而认输罢休。他的同名侄儿，接替史里芬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也曾有见于此。小毛奇在1906年，在他对克劳塞维茨离经叛道的那个片刻，曾向德皇陈言：“这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跟一个国家通过一场决战可以解决的，必须同它进行长期艰苦的搏斗，而这个国家在其举国力量崩溃之前是征服不了的。这场战争且将是我们纵然胜利也将耗尽我国人民全部精力的一场战争。”然而，要将自己预言的哲理贯彻下去，那是违背人类本性的，而且有违总参谋部的本性。长期战争，在概念上，既难以名状又漫无边际，既不象正统的、可预卜的、简单的一战定局的那种结束战争的办法，也不象短期战争，它是无法预为科学计划的。小毛奇发表他的预见时已身为总参谋长，可是无论是他或是他的参谋部，无论是其他国家的参谋部，都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来计划一次长期战争。除了一个已经物故、一个意志不坚的这两位毛奇以外，别的国家的某些战略家也曾稍微感到长期战争的可能。但是他们跟银行家、实业家们如出一辙，全都偏于相信一场欧洲大战会由于经济生活的失调而不可能支持三、四个月以上。1914年各种因素中的那个不变因素，同任何时代一样，是各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倾向于为更其棘手的另一种可能预为绸缪，都不倾向于按他们疑为真实的情况行事。
史里芬既抱定“决战”战略，遂将德国的命运拴在这个战略上面。他预料德国一经陈兵比境暴露了战略意图，法国就会立即入侵比利时，因此他策划德国应抢先下手。他的立论是“比利时的中立必将为这方或那方所破坏”，“谁先到那里，占领布鲁塞尔和征收十亿法郎左右的军费，谁就居上风”。
赔款是克劳塞维茨订下的第二个目标。这可使一个国家不用自己解囊而由敌人承担战费进行战争。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公众舆论，通过“取得巨大胜利和占领敌人首都”以竟其成。争取到公众舆论就会有助于结束抵抗。他懂得物质上的胜利将会如何赢得公众舆论，但他却忘了道义上的失败将会怎样失去公众舆论，而这也可能成为从事战争的一种风险。
这种风险法国人可从没有忽视。正由于此，他们作出了同史里芬的预料相反的结论。比利时也是他们进攻的过道，纵不是路经佛兰德平原也是借道阿登山区的通途；可是他们的作战计划禁止他们的军队在德国侵犯比利时之先使用比境。问题的逻辑在他们是清楚的：比利时不论朝哪一方向都是敞开的通途；是德国利用它还是法国利用它，取决于两者之中谁更需要战争。一个法国将军说得好，“谁更决心要战争，谁就势必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
史里芬及其参谋部认为比利时不会作战，不会以它的六个师为法军增添力量。1904年，比洛首相同史里芬讨论问题时曾提醒他注意俾斯麦的警告：为反德力量添上又一个与我为敌的对手，那是违反“简单的普通常识的”，史里芬习惯地把单片眼镜在眼圈上转动了几下说，“当然，从那时以来，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蠢些。”接着他又说，不过比利时是不会用武力相抗的，它只会抗议了事。
德国人之深信这一点，是由于他们相当过分地看重了利奥波德二世——史里芬在世时的比利时国王——臭名昭著的贪得无厌。这个身材高大，长着一把黑黑的铁锹似的大胡子，满身一股由情妇、金钱、在刚果的暴戾恣睢以及其他种种可耻行为交织成的歪风邪气而令人注目的利奥波德，在奥皇弗朗茨·约瑟夫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奥皇说，可以这样形容的人不多，比王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利奥波德的贪婪成性是他的种种罪恶之尤，而德皇又认为贪婪会使人利令智昏，所以他设想了一条妙计，给他一份法国领土，诱他结盟。德皇每当对一个方案入迷的时候，总想把它立即付诸实施，要是行不通，则又往往愕然失色，懊伤不已。1904年，他请利奥波德前来柏林看他，他以“世界上最温存的方式”同他谈论他尊贵的祖先勃艮第公爵，并表示愿意为他在阿图瓦和法国的佛兰德与阿登山区这些土地上重建老勃艮第原有的公爵领地。利奥波德听了不禁“张大着嘴”，两眼直瞪。他企图一笑了之，他提醒德皇说，十五世纪以来已情况大变，他的大臣和国会无论怎样也不会考虑这种建议的。
这下可说错了，德皇大发了有数的一次雷霆，痛斥比王尊重国会和大臣胜过尊重上帝的意志（威廉往往把自己与上帝混为一谈）。“我告诉他，”威廉后来对比洛首相说，“我不是好欺的，谁要是在欧战里不站在我一边，谁就是反对我。”他声称他是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学校里的丘八，他们都是抢先在敌人前面发动战争的，“所以，如果比利时不站到我这边来，我只好惟战略考虑是从了。”
这个说出了口的意图，这个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撕毁中立协定的威胁，把利奥波德国王吓得目瞪口呆。他乘车去火车站时遮阳帽竟前后错戴，他直瞪着他的随行副官，“好象受了一场什么惊吓似的”。
德皇的计谋虽告失败，但他仍然希望利奥波德会接受一笔交易，以比利时的中立来换取两百万英镑的钱包。战后，一个德国军官把这个数目告诉了一个法国情报官，后者对出手如此大方大为吃惊，不过德国军官提醒他说：“这笔钱原本是要法国人付的。”史里芬的后继人，甚至在利奥波德于1909年由和他品质截然不同的侄儿阿尔贝接任王位之后，依然预料比利时的抵抗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譬如说，一个德国外交人员在1911年就曾认为比利时的抵抗也许会以“它的军队在德军借道之处沿途列队”的方式出现。
史里芬指派三十四个师借道比利时。比利时的六个师，要是决意抵抗，就在进军途中把它们干掉，不过在德国人看来它们是不会抵抗的。德国人也确实急切希望比军不抵抗，因为抵抗意味着破坏铁路、桥梁，意味着最终打乱德国参谋部所热衷的时间表。反之，倘比利时能默然置之，不仅会使德国没有必要将几个师的兵力拴在围攻比利时的要塞上，而且会堵塞公众对德国行径不满的舆论。为了劝说比利时不作无谓抵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