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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安慰梅西米说，“如果德国人胆敢轻举妄动从比利时北部策划包抄，那就太好了！他们在右翼的人马越多，我们从他们中路突破就越加容易。”
那天，德军右翼正通过比利时兜过来，冯·克卢克、冯·比洛和冯·豪森所部，正从外、中、内三路分别向布鲁塞尔、那慕尔和迪南挺进。由比利时第四师和卫戍部队守卫的那慕尔已陷于孤立，尽管列日已遭不幸，但人们仍普遍认为那慕尔是个坚不可摧的堡垒。那些曾留心列日战役的人，也认为那慕尔能坚守的时间，至少足以让朗勒扎克渡过桑布尔河前来与守军会师，把部队部署于那慕尔四周的堡垒圈。但是原任法国驻布鲁塞尔的陆军武官，现任驻那慕尔联络官迪律伊少校于8月19日曾消极悲观地向朗勒扎克报告说，他认为这个要塞不能坚守多久，因为那里的守军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弹药匮乏，士气低落。尽管他的判断在很多人中是有异议的，但他仍然坚持他那悲观的看法。
8月18日，冯·克卢克的先头部队到达热特河，发现比军的行动使它们的计划不能得逞。冯·克卢克的任务就是消灭这支比军。他本想插入这支比军和安特卫普之间，赶在它撤往安全基地之前把它围歼，可是为时太晚了。阿尔贝国王的后撤命令挽救了军队，保存了实力，并使这支部队日后在冯·克卢克转向南下进攻巴黎时成了他的后方的一个威胁。“他们老是有办法逃脱我们的手掌，所以他们的军队既没遭到决定性的打击，也没有被迫退出安特卫普。”这就是冯·克卢克送向统帅部的无可奈何的汇报。
冯·克卢克必须立刻转而向南推进，因为他不但后有比军，而且前有英国部队这个新的敌人。德国人推测，英国人合理的登陆地点该是靠近比利时前线的几个口岸，而且冯·克卢克的骑兵侦察队具有人类非凡的才能，可以看到人们主观愿望想看到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该队报称英国人于8月13日分别在奥斯坦德、加来和敦刻尔克登岸。这样这些英国人几乎随时随刻都会穿过冯·克卢克的战线。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在这些地方，而是在还要往西南一些的布伦、鲁昂和勒阿弗尔等港口登陆的。可是英国人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报告却使德军统帅部忧心忡忡，担心冯·克卢克挥戈南下时，其右翼会受到他们的袭击，如果冯·克卢克将左翼调过来迎战，则他和冯·比洛两军之间又可能造成缺口。为了防范这种危险，统帅部于8月17日命令冯·克卢克听从冯·比洛指挥。克卢克为之怒不可遏。但奇怪的是，德军统帅部竟在同一天一面根据英国人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报告采取了行动，一面却又通知鲁普雷希特说，英军还没有登陆，也许永远不会来了。这真是一件战地奇闻，除了他们凭猜想臆断来办事外是无法解释的。也许是德军统帅部内负责左翼的参谋官员和负责右翼的参谋官员不属一个部门而又互不通气的缘故。
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两位司令都是再过两年就要七旬高龄的人了。冯·克卢克其貌不扬，黑色皮肤，一副可怕相，看上去不象年近七十的人。冯·比洛就不同了，须发霜白，面孔虚肿，显得苍老得多。冯·克卢克在1870年的战争中负过伤，五十岁时荣获“冯”的称号，在发动战争以前就被遴选为向巴黎进军的主要角色。他的部队被视为右翼的主力，鎯头上的锤子，制约着全线的步伐，且备有最雄厚的打击力量，每一英里战线的兵士密度为一万八千人（约为每公尺十人），相比之下，冯·比洛每英里仅为一万三千人，鲁普雷希特就更少了，为三千三百人。统帅部由于提心吊胆，唯恐出现缺口，因此认为冯·比洛地处右翼中坚的有利地位，最宜于担当协调三军并驾齐驱之责。冯·克卢克对这种安排既然极其不满，于是对冯·比洛的每日行军进程的命令百般刁难，再加上通讯遭到破坏，因而造成极大的混乱，使得统帅部十天以后不得不撤销这道命令——于是，一个缺口果真无可挽救地出现了。
比利时人比冯·比洛更使冯·克卢克恼火。比利时军队迫使德军每前进一步得作战一步，从而推迟了德军前进的时间表；同时，它们炸毁铁路、桥梁，切断德军军火、粮食、药品、邮件以及其他补给品的运输供应，迫使德军不得不经常抽调力量来维持后方运输的畅通。老百姓堵塞了公路，更糟的是他们切断电话和电报线，使德军不但各集团军与统帅部之间，而且集团军与集团军之间，兵团与兵团之间的电讯联系都遭到破坏。这种被冯·克卢克称之为“极端挑衅性的游击战争”，特别是自由射手对德国兵的狙击，触怒了他和他的那些袍泽司令们。从他的部队进入比利时之时起，他就认为要对付老百姓的这种“叛逆性”的袭击，必须采取他所说的“凡杀人、放火”者必须予以“严厉而无情的报复”。因此，第一集团军所到之处，焚毁的村庄、打死的人质，比比皆是。8月19日，德军渡过热特河，发现比利时军队已于夜间撤离之后，便对热特河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一个小镇——阿尔斯霍特，大肆泄愤，使该镇成为大屠杀的第一个受害者。在阿尔斯霍特，被枪决的平民有一百五十人。此后，冯·比洛所部在阿登山区和塔明的屠杀，其杀人之多，愈演愈烈，而冯·豪森所部在迪南更是杀人如麻，多达六百六十四人。他们把居民集中在大广场上，通常将男女各分站一边，任凭个别军官的心血来潮，从中挑选逢十或逢双的人，或是将所有的人押到附近的田野或火车站后面的空地上枪决。如今在比利时，许多城镇的公墓里，墓碑林立，上面刻着姓名、1914年的日期和到处一样的“为德军杀害”的铭文。现今这些公墓中又增加了很多新的长长的墓碑行列，碑上是同样的铭文，但日期则是1944年。
第三集团军司令冯·豪森将军如同冯·克卢克一样，认为比利时人在其进军的道路上给他们的“重重障碍”是“叛逆性”的行为，应该“毫不犹豫地给以极为严厉的”报复。这些报复手段包括“逮捕庄园主、市长、神父等显要人物作为人质，烧毁房屋和农庄以及枪杀现行敌对分子”。豪森的军队尽是撒克逊人；撒克逊这个名字在比利时人心目中已成为“野蛮人”的同义词。豪森本人对“比利时人的这些敌视行为”始终不能理解。每当发现“我们是多么遭人怨恨”的时候，总是惊讶不已。他曾在德格雷蒙伯爵家里住过一夜。这个拥有四十间房间，有许多温室和花园，还有能容纳五十匹马的马房的豪华别墅的主人的一家，对他的冷遇使他深为抱怨。这位年迈的伯爵，“手插在口袋里，捏紧着拳头”在那里徘徊；两个儿子则绝迹不到餐桌旁去，这位父亲就餐时也是姗姗来迟，缄口不言，甚至问他什么话都拒不作答。尽管豪森态度宽容，命令宪兵不要没收他在东方任外交职务期间收集的中国和日本武器，而此公态度仍然惹人讨厌。这是一个非常苦恼的经历。
然而，德军对比利时的报复运动，除个别情况外，并不是对比利时人的挑衅行为一时自发的反应，而是德国人事事未雨绸缪的一个预谋，他们企图以此尽快地吓倒比利时人，好节省时间，节省人力。速度是至要的。把每一支可动用的部队都开入法国同样是至要的；如果比利时抵抗，那就需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就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通告已预先印好，只要德军一进城，就象发生了《圣经》中所说的那种瘟疫一样，全城的墙壁骤然变成一片白色，挨家挨户顷刻之间都贴上了通告，警告老百姓不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老百姓凡向德军士兵开枪的，一律处以死刑，其他种种微不足道的行为也同样处以极刑：“任何人走近飞机或气球场地二百公尺以内的，当场格杀不论。”凡屋内发现有隐藏武器的，其屋主一概枪决。凡户内发现有比利时士兵躲藏的，其户主一概解送德国服“终身”劳役。凡村里对德军犯有“敌对”行动的，全村一概“烧毁”。倘“敌对”行动发生在“两村之间的道路上，此类办法同样适用于两村居民”。
通告最后总括说：“对于一切敌对行动，均采用下列原则：严惩不贷，集体负责，大量扣押人质。”这种按集体承担责任的原则行事的做法，海牙公约早已明文列为非法，所以在1914年，对人类进步曾抱有信心的世界舆论大为震惊。
冯·克卢克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