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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洛获悉友邻军变“统帅部指定作为第二集团军的后方梯队为其前方梯队”时，怒不可遏。象大多数德军到达马恩河时一样，比洛所部也已疲惫不堪。第十后备兵团的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毫无办法。士兵摔倒在沟渠里，躺在那儿喘息不止。……上马命令来了，我就伏在马背上，头靠在马颈上。我们又饥又渴。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支配着我们，这样活着并没有什么意思，死了也算不了什么。”豪森的部队抱怨它们已经“连续五天没有吃到过煮熟的东西”。在邻近的第四集团军里，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整天在火辣辣的酷暑中行军。士兵满脸胡子，浑身尘土，活象是一群行走的面粉袋。”但是这种不惜士兵极端疲劳，不顾他们情绪低落的进军情形，未能引起野战指挥官们的警觉。他们都和克卢克一样，深信法军已无恢复战斗的能力。9月3日，比洛报称法国第五集团军已被“决定性地击败”——这样的报告在他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了——并且已经“溃不成军，逃往马恩河南岸去了”。
法国第五集团军，尽管不是什么“溃不成军”，但情况显然不妙。朗勒扎克毫不掩饰他对霞飞已经失去信心，并和总司令部派来的联络官争吵不休，对发来的命令挑剔不已，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参谋人员，而这些人员又是一半对一半地在相互闹意见。上上下下都感到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加上在法军节节退却中长期作为殿后，更是积愤已久，神经紧张。离敌最近的第十八兵团司令马斯·德拉特里将军对所部的情况显得“焦虑不安”。但是不管如何焦头烂额，第五集团军还是渡过了马恩河，和敌人拉开了相当的距离，足可以说得上已和敌人脱离接触，从而实现了霞飞重新发动攻势的条件。
霞飞虽然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并已向政府作了汇报，但是究竟如何反攻他说得并不具体，而法军总司令部则更是沮丧，情绪沉重。每天从各军返回的联络官，都是意气消沉，有一个说，军中在“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总司令部又要后撤了，经安排再撤三十英里，迁往塞纳河畔夏蒂荣，并于两天以后即9月5日搬了家。十天以来，法国丧失了里尔、瓦朗西安、康布雷、阿腊斯、亚眠、莫伯日、梅济埃尔、圣康坦、拉昂、苏瓦松等十个城市，丧失了一些煤矿、铁矿、麦区和甜菜区，还丧失了六分之一的人口。9月3日，从克洛维到路易十六每个法国国王都在那里的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的兰斯城，作为不设防城市放弃给比洛的军队了，整个法国笼罩着一片乌云。两星期后，德军在从马恩河败退的余怒中，炮轰了这个不设防城市，终于使这里的大教堂，同遭到浩劫的卢万图书馆一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成了德国人所作所为的一个象征。
霞飞仍是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一日三餐，照进不误，夜晚10时就寝，从不破例。但在9月3日，他面临着必须执行这个时期以来一直使他显然不安的那个任务。他下定决心，朗勒扎克必须离开。他提出来的理由是朗勒扎克“体力衰退和精神不振”以及现已众所周知的与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愉快的个人关系”。由于即将反攻，而在这次反攻中，第五集团军将起关键作用，英军的参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朗勒扎克必须撤换。尽管朗勒扎克坚定地指挥了吉兹战役，但霞飞坚信在那次战役以后，他“在精神上垮下来了”。此外，朗勒扎克对命令从没有停止过批评和挑剔。这虽不足以证明精神状态的低落，却触怒了这位总司令。
霞飞极少个人主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因此，他或多或少自觉地听从了作战处一伙教条主义权威们的意见。一位法国军事评论家曾把这一伙描绘为“一所教堂，在它之外，人们是得不到拯救的，谁敢揭露它教义上的谬误，谁就永世得不到它的宽恕”。朗勒扎克的罪孽就在于他曾经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声嚷嚷。战争一开始，朗勒扎克曾正确地指出，低估德军右翼力量将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正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大片法国领土沦于德军铁蹄之下。在沙勒罗瓦战役中，当受到比洛和豪森两军两面包抄的威胁时，朗勒扎克撤出战斗的决定，拯救了法军左翼，使它免于覆灭。正如冯·豪森将军在战后承认的那样，朗勒扎克的此举打乱了以包围法军左翼为出发点的德军全部作战计划，最后迫使克卢克不得不采取迂回的内圈行动，以图席卷第五集团军。至于朗勒扎克的决定撤离，是出于恐惧抑是出于明智，无关重要，因为恐惧有时就是明智，而且这次的撤离实为今天霞飞所准备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时隔很久，法国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抱歉姿态，授予朗勒扎克荣誉勋位勋章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的。但在战争爆发一个月的惨败中，朗勒扎克大不敬的行径使自己成了法军总司令部难以容忍的人物。因此，他率军南渡马恩河之日，就成为他被送往泰皮恩悬崖＇注：泰皮恩悬崖（TarpeianRock），古罗马抛掷犯人之处，这里指朗勒扎克将被撤职。——译者＇之时。
朗勒扎克的情绪，在那次撤退以后，也确实并不十分稳定可靠。毫无疑问，他跟总司令部之间的互不信任（不管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以及他跟约翰·弗伦奇爵士之间的互不信任，都使人感到让他在紧急关头担任集团军司令，是个风险。霞飞认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即将到来的进攻失败于万一，是必要的。因此，他在后两天中又撤换了一些人，使他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共撤掉了两个集团军司令，十个兵团司令和三十八个即占半数的师长。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新的、大部分也是较优秀的人物，内中包括三位未来的元帅：福煦、贝当和弗朗歇·德斯佩雷。即使说在撤换中不乏有失公允之处，整个军队却得到了改善。
霞飞乘车前往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那一天的所在地塞赞。在约定地点，他会晤了第一兵团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雷。天气酷热，这位兵团司令见霞飞时，头上裹着浴巾。
“你觉得自己能统率一个集团军吗？”霞飞问道。
“不比谁差，”弗朗歇·德斯佩雷回答说。霞飞只是两眼盯着他，他耸耸肩解释说：“越是往上，越是容易干。幕僚多了，帮手也多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霞飞继续前进。
到了塞赞，霞飞单独同朗勒扎克退入一间房间，对他说：“我的朋友，你已精疲力尽，而又下不了决心，你得放弃第五集团军的司令职务了。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个，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当时的情况，照霞飞的说法，朗勒扎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将军，你说得对。”然后他就象如释重负。但照朗勒扎克自己的说法，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霞飞提供证据，而霞飞只是一再重复“犹疑不决，下不了决心”，并抱怨他经常对他的命令提“意见”。朗勒扎克反驳说，这不能用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因为事实证明，他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当然正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才招致了麻烦。但是显而易见，霞飞听也不听，“面部露出对我极不耐烦的样子，两眼回避我的目光”。朗勒扎克终于放弃了斗争。霞飞走出来的时候，据他的副官说，面露“极度紧张之色”，这在霞飞是罕见的。
这时，弗朗歇·德斯佩雷奉召前去。他正在吃饭，刚喝上一大口汤，就站起身来，又喝了一杯酒，披上上衣，赶往塞赞。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批军用物资正在不慌不忙地进行交接，他无法通过，于是跳下车来。他那壮健结实的体格，榴弹炮弹般的脑袋，平顶式的头发，炯炯有光的黑眼珠和偏高而富有权威的嗓音，在部队中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他一出现，所有的人马车辆就象着了魔似地给他让路。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形势和他个人情绪的日趋紧张，他在各兵团之间来回奔波，碰到道路阻塞时，他的办法就是掏出左轮从汽车里向窗外开枪。在英国部队中，他后来以“拼命的弗朗歇”闻名。在他的袍泽们看来，他已从他们所熟知的一位兴高采烈和友好的、尽管是严格的司令变成了一个暴君。他变得凶残、专横、冷酷，对幕僚如同对士兵一样，进行恐怖统治。当朗勒扎克在塞赞刚把机密卷宗移交给他从而交卸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只听见接电话的埃利·杜瓦塞尔在反复地说着：“是，将军；不，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