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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探们没有义务处理这些事务，也无意穷尽人生未知领域里的汪洋大海，只是把目测方法局限在职业范围之内。这正是警探们的成功之道：有效知识的前提是承认知识边界，承认我们对边界那边的一切无可奉告。
只有无视认识边界的僭越者和独断者，才会在数十张相片面前争执不休。他们或是拥护相术，相信这些面相能够告诉我们一切；或是反对相术，认为这些面相既然不能告诉我们一切那就毫无意义。他们的争执不休，其实都是对面容的有目无珠，使人世间一张张义涵丰富的面容，在他们眼前如果不是空白就成了幻象。
讪笑
有一段时间，高君愿意找我聊天，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些熟人。他心上和嘴上都多事，说某杂志主编明目张胆要作者给送礼，说某朋友拿着空照相机给他人热情万丈地拍照然后谎称胶片不幸曝光，说某博士连一个管资料的精神病人也敢去强奸，那病人老得足可以做他的妈……这一类丑闻明明出自他的口，但被他一次次强调传闻发布者不是他，原作版权另属他人，他不过是听说而已，听说而已。
这就是说，他不能对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负责。这还不算，当他成功诱发出我的惊奇和愤慨以后，还一个劲来压抑和反驳，比如说：“当主编就不能与下级有人情往来么？朋友之间送条金项链又怎么样？”“胶片曝了光也是常有的事吧？说他拿空照相机唬人，谁能证明？”“一个博士能爱上一个精神病人也是很崇高的吧？我看这件事还应该上报纸表扬呢嘿嘿。”……我直到后来很久，才发现他的压抑和反驳已成习惯，他要扫荡一切无聊的流言飞语。
如果将他这些话予以转述，甚至用录音机录下来存档备查，高君都具有澄清谣言和信任朋友的姿态，都会被传闻的当事者们心存感激。但他的反驳又明明不是反驳而是一种鼓励，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露讪笑，目光斜斜地投来，有时还做一个小小的鬼脸，以表示他并不相信此时说出的话，只不过是把这些强辩之辞摆出来供我批判，把这些荒唐无耻的谎言公布于众以激发我进一步鸣鼓而攻。于是他在对所有朋友名誉负责的同时也让我高兴，高兴于我们的同仇敌忾。我们在餐馆里又叫上了两瓶啤酒。
显而易见，他把微微一丝讪笑运用得恰到好处。这样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以言语和神情的不同分工，声讨了恶行又宽赦了恶行，伸张了正义又规避了相关风险，不用担心自己因失言的走漏而得罪什么人。他后来果然获得了广泛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功地晋升为什么主任，是最获领导信任的年轻官员，在我的插友中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他五岁的女儿在机关大院里也高兴地大叫他为“高主任”，曾让我听得一怔。
证据
发生于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几乎就是一场罕见的文字检疫运动。政治清查，思想批判，大都以当事人的文字为依据。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为叛徒、特务、汉奸、反革命、走资派、右倾分子、5。16分子，往往都是缘于一句话或者一张纸片。言辞就是根据，文字就是铁证，这是当时的社会共识，甚至还算当时最为开明和最为公正的办案原则：可以避免随意的想象和推断，保证结案时的证据确凿。
至于文字以外的东西，比如这个人说话时笑了吗？这个人说话时有什么样的笑？
……这一类身体语言却因时过境迁以后难以查证，往往被后来人马虎放过。因此当时有“文字狱”，但至少不会出现“表情狱”。高君就是这样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交代材料，发现父亲承认自己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国民党，并且书写过“拥护党国领袖蒋介石”、“永远忠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类大黑话。高君大吃一惊，在抽屉前哇哇大哭。受过多年红色教育的他，很快把父亲想象成一个歪戴军帽、斜叼烟卷并且在集中营里严刑拷打革命者的凶手，同时把母亲想象成一个珠光宝气浓涂艳抹并且在麻将桌旁恶声训斥用人的阔太太。他没想到父母一直把真相隐藏了这么久，没想到父母居然不露痕迹地混在革命队伍中，居然假惺惺地大读毛主席的著作并且要孩子们穿着破旧衣服下乡参加农业劳动。他擦去泪痕后惊天动地地甩门，然后对着空中大喊一声：“我就是要大造你的反！”这是父亲苦苦劝高君不要出走的时候。高君后来还知道，这是父亲已经得知单位上的革命组织即将对他采取行动的时候。父亲结结巴巴，很想向儿子说清但不知道如何开口。几天后，父亲跳楼自杀。
直到运动结束的1979年，高君的父亲获得平反。一位专案组官员对高君说，国民党里确实有恶棍和腐败，但他父亲倒没有被查出什么劣迹。他父亲在学校毕业时是参加过国民党，入党后热情投入了抗日宣传、救济难民、抢修滇缅公路的建设，具有那个时代很多革命者同样的社会热情。据有关调查结果，当时有些地方的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大馅饼，青年学生中很多吃花酒的，抽大烟的，怕打仗于是跑到国外去的，倒是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也被那个学校激进的国民党支部所排斥。
高君父亲的故事使我们知道，任何党派里都有多样的人生。我们后来还知道，白纸黑字可以在历史中存留久远，而历史中同样真实的表情、动作、场景、氛围等等，却消逝无痕难为后人所知，而这一切常常更强烈和更全面地表现了特定的具体语境，给白纸黑字注解了更丰富和更真实的含义。一个党证，一段拥护什么的表白，如果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能说明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仅就文字而言，中国人一般都会对下列事实吃惊：尊敬的蔡元培先生曾经撰文支持独裁当局对异己人士的铁腕镇压；尊敬的于右任先生曾经签署过肉麻吹捧黑帮头子的生日祝辞；尊敬的周作人先生参加过汉奸政权并且留下了一批向日本侵略者致敬的恶劣文字；连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也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蒙冤的刘小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老战友口诛笔伐。这一切白纸黑字都是真实的。但难以查证的真实是：这一切是出于真诚的迷失？是无奈的敷衍？是怯懦的附势？还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责任担当？有谁知道那些言辞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些表情之下？
文字是可怕的东西，是一种能够久远保存因此更为可怕的东西，能够以证据确凿的方式来揭示历史或歪曲历史。后来有一天，高君接待了一位台湾来大陆寻亲的老人，父亲以前的国民党同志。大概在餐桌上多喝了几杯酒，老人突然胡言乱语，说高君父亲其实也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在同学们当中有个“屁长”的可笑绰号；还说他吃饭时从来都是等着同事给他装饭，自己却从不给同事装饭；说他一看见漂亮女人就目不转睛，抓住对方的手一握就揉来搓去简直轻薄得很……高君当然认为这个家伙是喝醉了，是老糊涂了，甚至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一位大陆革命干部的无聊攻击。那些疯话没有任何文字可为依据，还能算数？……他总算控制住自己的满腔怒火，没有一拳把老家伙揍倒在地。
默契
一位客人来家聊天。应该说我们谈得很好，所有观点都没有什么分歧，他用例子呼应我的看法，我用阐释扩展他的思路。我们还谈到孩子和足球，谈到天气和最新的流行笑话，保证了交谈的张弛相济和亦庄亦谐。最后他戴上帽子礼貌地告辞，并且没忘记给女主人和我家的小狗摆摆手。
奇怪的是，这次交谈使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对这位客人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错了什么吗？没有。他做错了什么吗？也没有。那么我郁闷不快的感觉从何而来？来自他有些刻意的礼貌？来自他夸张的某一条笑纹？来自他听话时一瞬间不易被人察觉的左右顾盼？来自他眼中偶尔泄露出来的一丝暧昧不明但暗藏攻击的笑意？来自他那件方格子布的名牌衬衫和刚刚染得油黑的头发？……
在我们的交谈之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信息在悄悄地交流：表情在与表情冲撞，姿势在与姿势对抗，衣装在与衣装争拗，目光在与目光搏杀，语气停顿在与语气停顿厮咬，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直到我的内心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直到双方似乎圆满的谈笑已经微不足道。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发型，注定了今天的见面将实际上乏味和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