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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和我讲了一番大道理后减少了来后海的次数，有时一个月来一趟，来了也不会久留。我哥的不扛家和我的不成器让我父亲心灰意冷，他惟一想念的除了我母亲就是我妹了，假如这个家里没有这两个女人，他会不认我们哥仨是他的种。
我弟那年１２岁，整日像个没心肝的野马，只要让他吃饱了，天塌下来他也不管。
我无所事事。无所事事的我在老实了一年多之后，又操旧业。
再次落网是在我父亲常坐的从和平门到后海的沿线的无轨电车上。我不偷老不偷少，专偷那些年纪上做父母的人，每次从他们的口袋掏出钱夹都让我兴奋异常，有一次我甚至在车上撞见了我父亲，他没有看见我，趁着人们拥挤着上下车之际，我蹭过他身边轻而易举地掏出了他要送给我母亲的月规。
我能想象出我父亲在我母亲面前丢了月规是何等的沮丧，那必是一种身体的精神的双重沮丧。我想象不出的是双重沮丧的我父亲如何在我母亲身体上驰骋？如何让我母亲在他的驰骋下快乐如昔？
我回家时，我父亲已经离开，我母亲只字未提，我妹吃饭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我，我让她看得发毛，草草扒拉口饭就回屋睡觉，背后，我母亲的目光像钉子，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知子莫若母。
偷了我父亲后，我曾经痛下决心再也不去偷了。我甚至偷偷地用针扎过自己的手心和十指，那几天我的手伤痕累累，吃饭只能用勺连筷子也夹不住。只是这样的日子只坚持了半年，半年后我又出没在和平门通往后海的电车上，直到后来被公安的反扒人员擒拿归案。
做惯了贼，不偷手痒。
我再次让我父亲颜面扫地。
更让我父亲颜面扫地的是他的字给他惹了祸，那年“大鸣大放”，铁路局贴满了给政府提意见的大字报，我父亲天生胆小，加上自己曾有两房老婆的背景，自知不够大鸣大放资格，便没有参加鸣放，因为写一手好字，我父亲被拉去帮助鸣放的人誊写材料，居然将一篇篇毫无文采的意见书写成一幅幅书法作品。那些和我父亲过往密切的人士贴在墙上的鸣放文章大都出自我父亲之手。后来事情急转直下，当这些人相继成为落网的右派时，有人回忆起那些贴在墙上让我父亲以为自己有用武之地、让旁人啧啧称道的大字报大都假我父亲之手，他毫无例外地成了一名“编外右派”。
那一年，我父亲熟识的知名人士相继落马，剃阴阳头，开批斗会，抄家，流放，自杀。我父亲庆幸自己没有爬得那么高。
“编外右派”的我父亲因为没有什么奇谈怪论，陪绑“在编右派”挨斗数日后，又被造反派们拉去誊写揭发批判文章，我父亲不敢拒绝，誊写的批判右派文章一点也不敢大意，生怕哪点没写好惹领导们不高兴把他从编外整到编内。那段日子里，只要不端他饭碗，谁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我母亲再也没出过后海那座大杂院，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以泪洗面，哀叹事世多变、命运多戾。
五八年初，我被判劳教十年，被押解上了开往东北的劳改列车。
走在押解犯人的队伍中，别的犯人只有胸前一块牌子，而我感觉自己挂着两块牌子，前胸和后背都刻着字。
踏上火车的瞬间，我停了下脚步，回望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看着工厂高大烟囱中冒出的缕缕白烟黑烟，看着车站往来穿梭的人流车流，心头无限酸楚。别人都生活在自由明媚的阳光下，活在激情和热血沸腾的日子里，而我由黑暗中来又弃光明而去。
其实我不知道，接下来的五九年里５５万右派将和我同样的命运，不是发配就是流放，不同的是我是劳动教养，他们是劳动改造。
要是知道有那么多显赫的人物和我同样的命运，我当时的心情肯定不会那么沉重。我是自找的，他们呢？祸从口出。
在押解战士的呵斥中，我走进了闷罐子车，车门沉重地关上，切断了我和这个城市和那个家族所有的关联，黑暗中的我在设想一个惯偷的人生和一个庶出的人生哪个更让我活得容易些，我想象不出，但是我知道活在陌生人当中我将更自在些。
那年我１８岁。
１８岁的我身上挂着两块牌子，前胸惯偷，后背庶出。
二
劳改队里，我是年龄最小的犯人。
管教干部姓屈，是个转业大兵，脸黑，身子像铁塔，别说我们憷他，连他们管教干部的小孩见了他都绕着走。
屈管教的严厉震慑着所有的劳改犯，在别的劳改队，像我这样新来的手无缚鸡之力的犯人一进号子就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受气包，不但要服从管教的命令还要受监室的老大的管制，有时在监室内的劳改要比监室外的劳改更难以承受，好在我遇到了屈管教，我是他威严的最大受益者。
我觉得我简直在从头活人，大到去农场干活，小到穿衣叠被，屈管教的军事化管理，让我无数遍做着同一件事情，光是叠被我练了一个星期才将被子叠成豆腐块。刚叠好那几天，别的犯人劳动回来上床午休，我又累又乏也不敢上床，怕弄乱了早晨叠好的被子，我拿个板凳坐在床边趴在床头眯一会儿，好几次我在蒙中被上班的号声惊吓摔倒在地上。
劳动的时候，我是受训斥最多的犯人。所有的农活对我都是一项高科技，既要体力还要脑力、眼力，那些死板简单的农具到我手里都像有着自己意志的活物，那么难以摆弄，我的手和脚全被磨出了水泡。
１８岁，正是一个人生命恣意生长的季节，而我的生命之树没有旁枝侧叶、花团锦簇，它被修理得笔直，像长在沙漠里的钻天杨，只有一个方向。
多年以后，朴寡妇不止一次地赞叹我像钻天杨般挺拔笔直的身体，我想这都该归功于屈管教。
１８岁，行卧坐立，在我生命拔节定型的时节，军事化管理给了我健美剽悍的体型，尽管我的精神从没有伟岸过，我的躯体却可以傲视所有直立行走的物种。
屈管教在我服刑的第三个年头调回了原籍山东，接替他的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叶美舒。相比之下，叶管教比屈管教温和了许多，她是用那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管教方法，这方法让我的人格在室外得到了尊重在室内受到了践踏。
和我同监室的贺大头是个无期，因为怀疑老婆和人通奸连伤三人，据说老婆的脚筋被他挑了成了永久的残废。
屈管教在时，贺大头不敢炸刺，夹着尾巴做人，换了叶管教，贺大头便在监室称起老大。先是不再轮班倒马桶，不扫卫生，后来让监友伺候他，哪个监友家里来探监，送来的东西都得让他过目，他挑够之后才许拿走，谁破了规矩谁就不得消停。
第一个赶刀的是一个小学老师叫孙四平，他因为猥亵小女孩被关了进来，判了十二年。人长得獐头鼠目，一副委琐样，当我听说他曾是人民教师时，真倒胃口。那几个被凌辱的小女孩既是受害者也是拯救者，她们用自己的童年挽救了更多的童年。
孙四平的哥哥来探监时，管教交给了孙四平一包东西，孙四平回来时见贺大头没在屋，做贼似的将东西藏了起来。一白天都没见动静，孙四平以为瞒过了贺大头。
夜里，一屋人似睡非睡的时候，贺大头起床走到了门口的尿桶前，提起尿桶走到孙四平的床头放好，拉出了他那个又黑又脏的东西，尿臊味呛得孙四平猛烈地咳嗽起来，贺大头尿完故意舒服地抖落着他那玩意儿。不一会儿，那几个跟屁虫也开始起夜，孙四平的床头溅满了尿迹，尿到第四个人时，孙四平赶紧拿出那包东西走到贺大头床前，黑暗中一屋人听见他委琐的声音，像狗对主人的舔涎：
大哥，这是我妈让我哥给我捎来的东西，您瞧我这记性，忘交给您了，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我这回，下回我再这样，我是您孙子。
贺大头翻了个身说：放我脚底吧，我告诉你龟孙，别和我玩心眼，这回是看你初犯，下次就没这么便宜了！
孙四平赶紧答应着，走回自己的床铺，刚想把尿桶提回原处，贺大头开了口：
今儿尿桶就放这儿！明早开始，你倒一礼拜尿桶。
孙四平迟疑了片刻，放下尿桶上了床。
可怜孙四平没落下一点东西，被罚闻了一宿尿臊，倒一个星期尿桶不说还落了龟孙的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