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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成觉得有所不妥，犹豫了几天，找白天明交心谈了一次，提醒说：“天明书记，您知道的，裘书记对原规划看得很重，现在变化这么大，您是不是也去征求一下裘书记的意见呢？多听听意见没坏处嘛，再说，您也说过要向他讨教的！”
白天明想都没想，张口就否决了，“不必了aE？ 他们现在不会理解的！我们去征求意见了，肯定会产生矛盾，以后的工作也难做，不如先干起来再说了！”似乎觉得口气有些强硬，才又补充道，“规划不过是调整嘛，而且是往好处调，往大处调，对将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况且，自费改革的旗帜我们也没丢嘛！”
王汝成话里有话道：“裘书记可是把对宁川的期望全寄托在咱们这个新班子身上啊，临走还找咱们俩单独淡了一次话！再说，原十年规划您我过去也是参预过意见的，尤其是您，当时就是市委副书记，三把手，也是决策者之一嘛！”
白天明手一摆，没好气地道：“我算什么决策者？ 裘书汜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定下的事谁反对得了？不要班子的团结了？”话题一转，“好了，不说裘书记了，只要宁川能在我们手上搞上去，我们就对得起裘书记了！还是就事论事说规划吧，你觉得这个新规划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呢？有问题就提出来，我们再研究。”
王汝成原本不想说，这时也只好说了，说得很诚恳，“天明书记，咱们今天是私下交心，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一是摊子铺得太大，牛山牛岛总面积六十四平方公里，三面环海，搞海滨风景区投入较少，比较切合实际。搞整体开发就有些悬了，这么大一个半岛，得多少票子才能铺平啊？ 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开发资金从哪里来？咱们别忘了，宁川的改革町是自费改革啊！其二，在强调 GDP的同时，也要注意整个城市的综合发展，老城改造不能忽视，生态建设也不能忽视，平州的经验还是要学的，起码城建规划和振兴乡镇企业方面的经验要学！”
白天明颇不耐烦地道：“汝成，你得记住一个前提，我们做的是十年规划，不是安排今年的工作，因此，就不存在你说的摊子过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集十年的精力和财力，把荒凉的牛山半岛变成宁川经济的新发动机，塑造新宁川、大宁川的形象！我和安邦市长，还有其他常委合计时，大家都很振奋，你这同志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瞻前顾后？是不是某些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啊？你对裘书记有感情，我也有感情嘛，但这不等于说他的工作思路就不能改动！”略一停顿，又说，“至于学平州，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好经验当然要学，但不能跟在平州后面亦步亦趋地爬，宁川就是宁川，不是平州！宁川的同志要有志气，有自己独到的发展思路！这也是安邦市长的意见，安邦和我说了，我们可以争取在五年内GDP超过平州！”
这就是当今中国特有的政治现实，一把手决定一切，说一把手就是环境那可真没说错。一把手有能力，有气魄，就有个好的干事环境和投资环境，反之就啥也谈不上了。因此，一个地方搞好了，经济搞上去了，一把手功不可没。一个地方搞砸了，一把手也罪不容赦。所谓领导班子的团结，基本上是以一把手为中心进行的团结，中国特有的政治现实促使班子的任何一个同志都必须惟一把手马首是瞻。
一九八九年，王汝成就面对这样的现实：原一把手裘少雄有裘少雄的脾气，现任一把手白天明也有白天明的脾气。而且，白天明当上市委书记后，脾气一点不比裘少雄小，好像还更大一些。他交心式的私下谈话，非但没促使白天明有任何改变，反倒让白天明对他起了戒心。后来，白天明甚至想调整他的工作分工，让他这位建筑学硕士出身的副市长去管文教卫，倒是赵安邦做了些工作，出面阻止了。
嗣后的事实证明，白天明这个一把手还不错，其眼光、气魄、实际工作能力都远在裘少雄之上，未来新宁川的底子在他和赵安邦手上打下了。省委和中央今天对宁川的高度评价，也是他对宁川的真诚评价。作为一个为宁川崛起付出了无尽心血的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他几乎容不得任何人对宁川说三道四。不过，私下里，他多少仍有所保留：宁川这十几年的大路子没错，的确创造了汉江省改革开放的一个奇迹，但是，也存在不小的遗憾，就是对城市生态发展和人文环境的建设关注不够。这一点越到后来看得越清楚，尽管他出任市委书记后多方补救，仍难尽人意。因而，便也不止一次想：如果当时白天明的工作作风不是那么霸道，决策能民主一些，慎重一些，没准今天的宁川在人居环境上也能和严州一较高低。
当然，这也是悖论，白天明当年如果真民主了，做通他和裘少雄的工作就有个过程，这么研究来讨论去也许就贻误了战机，就没有今天这个辉煌的宁川了！那时毕竟不是一九九九年，而是一九八九年啊！
四十
一九八九年，政治动荡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性抉择，是就此闭关锁国，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还是坚持时代进步方向，继续实行这场关乎民族复兴的伟大改革？代表着两种不同抉择的政治社会力量空前未有地公然对峙起来。其后又相继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于是在两种政治力量的角力中，僵化保守的政治势力渐渐占了上风，一个民族陷入了彷徨不安之中。这是中国改革最困难的时候，这种困难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一九八九年的宁川也面临着历史性抉择，在如此复杂而风险莫测的背景下，是观望等待，跟在平州后面亦步亦趋地学走路，还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根据宁川本身的客观情况，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白天明上任后一直在思索，赵安邦也在思索。
有一件事，赵安邦记得很清楚：那年五月底，北京的政治风波已波及到了宁川，二人到宁川大学和请愿的大学生对话途中，白天明还绕道牛山半岛，到海沧村看地形。在那种情况下，白天明心里琢磨的头等大事仍是如何为宁川摸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牛山半岛的全岛大开发已经成熟于胸了。对动荡局势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白天明是有预感的，私下里曾不止一次和他说过：“我担心这些学生娃娃好心办坏事啊，搞不好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葬送掉我们这场改革实践！”
白天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颇有先见之明。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僵化保守的势力又有了市场，反对和平演变的调门越来越高，形势急转直下。省内有些同志也趁机搞起了秋后算账，人前背后点名道姓说他和白天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文山市委书记陈同和的上书事件。
陈同和不知是出于自己真诚的信念，还是出于对刘焕章和省委的不满，以思想汇报的名义，给刘焕章和七个省委常委每人寄了一份材料，重提一九八五年文山古龙县的分地，说是看到白天明、赵安邦这样的自由化分子仍然得到省委的重用，他是如何如何的忧心如焚，如何如何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心不已。因此，才在慎重考虑再三之后，以一个党员和省委委员的名义，写了这份汇报材料，希望能引起省委的重视，用实际行动纠正用人上的错误，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调来的徐省长对陈同和反映的问题很重视，可却不好公然否定刘焕章和省委刚定下的宁川新班子，便抓住动乱做起了文章，指责白天明和宁川市委对学生闹事的态度太软弱，处理不力，加重了宁川的动乱程度，建议将宁川定为动乱城市，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宁川班子。刘焕章很恼火，在常委会上向徐省长说明了分地发生时的背景和处理情况，以及任用宁川这届班子的种种考虑，本意还是想说服徐省长的。徐省长却没被说服，进一步建议将他和白天明撤下来。刘焕章岂能被这位新调来的省长牵着鼻子走，和徐省长干了一仗，发了大脾气，最后全体常委表决，否定了徐省长的建议，刘焕章也就此和徐省长结了怨。这是一九九三年徐省长调离汉江省以后，赵安邦才知道的，刘焕章当时要求对此事保密，不愿让他们背思想包袱。
外部环境不好倒也罢了，内部这时也出了问题，王汝成是前任市委书记裘少雄一手提起来的干部，对裘少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