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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子都还没抖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了风暴而且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陈敬容译）
我像一面旗帜为远方所包围。
我感到吹来的风，而且必须承受它，
当时下界万物尚无一动弹：
门仍悄然关着，烟囱里一片寂静；
窗户没有震颤，尘土躺在地面。
我却知道了风暴，并像大海一样激荡。
我招展自身又坠入自身
并挣脱自身孑然孤立
于巨大的风暴中。
（绿原译）
陈敬容是我所敬佩的九叶派诗人之一。她译的波德莱尔的九首诗散见于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学》，被我们大海捞针般搜罗到一起，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那几首诗的翻译，对发端于六十年代末的北京地下文坛的精神指导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
陈敬容的“预感”有错误有疏漏，比如她把第一段第三四句“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门轻关，烟囱无声；”合并为“下面一切都还没动静，烟囱里没有声音”，把门给省略了。另外，第二段的第二三句有点儿别扭：“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并且独个儿”。但就总体而言，陈译本感觉好气势好，更有诗意。比如“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是此诗最关键的一句。我们再来看看绿译本：“我却知道了风暴，并像大海一样激荡”，相比之下显得平淡无奇。
绿译本中也有明显错误。比如，“当时下界万物尚无一动弹”这一句，语言拗口，更致命的是以带禅味的阐释，特别是“下界”这一概念造成误导，其实原作意思很简单，就是“下面一切”。还有像“尘土还很重”被他译成“尘土躺在地面”。这就是我所说翻译中的对应性和直接性的问题。有人说，译者是仆人。意思是他必须忠实于原文，无权加入自己的阐释。“尘土还很重”转译成“尘土躺在地面”虽然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既然重还不躺在地面吗？其实这很危险，是以阐释为名对原文的僭越。
话又说回来了，正是由于前辈的译本，使我们能获得一个理解的高度，并由此向上攀登。我尽量扬长避短。比如，第一句陈译成“辽阔的空间”，而绿原译成“远方”，相比陈比绿更接近原意。我要找到的一个与辽阔相对应的名词，斟酌再三，我选择了“空旷”，正好反衬出旗帜的孤独。第一段的四五行与别处相比是十分克制的，故我用了短句“门轻关，烟囱无声；／窗不动，尘土还很重。”为了避免两句过于对称，我采用了陈的译法“尘土还很重”，仔细体会，这个“还”字的确用得妙。最难译的其实还是第二段头一句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陈译得让人叫绝。接下来的几句从技术上处理更难。综合陈绿译本的好处，我译成“我舒展开来又蜷缩回去，／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孑然” 显得过于文绉绉的，但陈译的“独个儿”又太口语化了，我挑选了“独自”，似乎也不太理想。把翻译顺一遍就几乎等于细读了。也许这
回我们试着从整体上来把握。《预感》这首诗把自我物化成旗帜。第一段显然展示的是一种期待情绪，和题目《预感》相呼应。开篇好：“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空旷与旗帜的对应，再用包围这个动词介入，造成一种奇特效果，有一种君临天下而无限孤独的感觉。接着是风暴到来前的寂静，是通过门、烟囱、窗和尘土这些细节体现的，那是“预感”的由来。第二段以“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与“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相呼应，更有气势更独具匠心。如果这一句压不住开篇那一句，整首诗就会呈颓势。随后两句借旗帜的舒卷暗示内与外的关系。结尾处我挣脱自身，独自的悖论式处理，指的是超越的自我，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在里尔克看来，拯救世界的方法是将全部存在——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存在放进“开放”与“委身”的心灵，在“内心世界”中化为无形井永远存在。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预感》和《秋日》一样，也凸显了这种陌生化的效果。里尔克通过一面旗帜展示了诗人的抱负，而旗帜本身的孤独寂寞，是通过周围环境反衬出来的：诸如空旷、风、门、烟囱、窗、尘土及风暴，正是这一系列可感性的精确细节，延长了我们体验的过程。在这首诗中，反衬法就是一种陌生化。如果我让我的学生写一首关于旗帜的诗，他们多半只会去写旗帜本身，即质地、颜色和飘扬状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预感》这个题目起得好，与旗帜在风中舒展的过程同步，预感既悬而未决但又充满期待，强化了这首诗的神秘性。设想一下，如果题目叫“旗帜”就差多了。一首好诗的题目，往往不是内容的简单复述或解释，而是与其有一种音乐对位式的紧张。
陈译本标明的写作时间是1900年，而绿译本中却不然：“写作日期不明：19021906年，或系1904年秋，瑞典。”《预感》和《秋日》都收入《图像集》。
五
是因为你的内疚与它（恶魔般的妄想）绑在一起，自童年时代就已存在，当你还是个孩子时它就施加恶劣影响，甚至后来，我们被一种道德教化的内疚所折磨，它时而是以肉体惩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于是当我们长大 成人，这种内疚侵入肉体的运行，并孕 育了灾难。
——1925年12月12日
莎洛美致里尔克的信
1875年12月4日，勒内·玛利亚·里尔克 （RainerMariaRilke）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个退役军官，在铁路公司供职。母亲来自一个富有家庭，她爱慕虚荣，渴望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也许为了纪念在此前夭折的女儿，他被母亲当成女孩抚养，穿裙子烫头发抱娃娃，在性别错乱中一直长到七岁。但母亲整天做白日梦，很少关心他。他后来的成名，多少满足了母亲的虚荣心。里尔克写给初恋女友的信中，称他母亲是一个“追求享乐的可怜虫”。里尔克一方面讨厌母亲，一方面又继承了母亲的某些秉性，比如，他自认为是贵族后裔，一直设法证明自己的贵族血统。其实，里尔克的天才跟家族毫不沾边，祖先们都是农民军官房地产商，别说诗人，甚至连教师学者牧师都没有。
在天主教贵族小学毕业后，他被送进军事学校，以了父亲未遂之愿。里尔克一直认为，这段生活是他特有的痛苦经验的原型。他满腔怨恨地写道：“我童年时熬过的那邪恶可怕的五年残酷极了，没有一丝怜悯可言；可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顽强地在里面找到了某种帮助。”
在那种学校拳头就是权力。里尔克后来追忆道：“在我幼稚的头脑里我相信自制让我接近基督的美德，有一次我的脸被痛击时膝盖发抖，我对那个不义的攻击者——我至今还能听见——以最平静的声音说：‘我受苦因为基督受苦，在无怨的沉默中，你打我，我祈祷我主宽恕你。’不幸的人群愕然立在那儿，然后跟他一起轻蔑地笑起来，与我绝望的哭声相连。我跑到最远的窗角，强忍住泪水，只让它们夜里滚烫地流淌，当男孩们均匀的呼吸在大宿舍里回响。”
1891年7月，他由于身体欠佳被除名离开了军事学校，终于脱离苦海。翌年春，他回到布拉格。当律师的叔父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事业。苦读三年，里尔克考上大学。开始他选了哲学系，半年后转修法学，但他对法学毫无兴趣。不久他决心放弃学业，打破束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