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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种一相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的非常安静，决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利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见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儿的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起恼。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克利斯朵夫想到这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加意深藏的优点。
他想法跟老于莱搭讪，那是于莱求之不得的。为了纪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他暗地里对于莱很有好感。可是天真的约翰·米希尔比克利斯朵夫多一种本领，能够对朋友存幻想；这一层克利斯朵夫也发觉了，他竭力想探听于莱对祖父的回忆，结果只得到一个米希尔的近于漫画式的，褪色的影子，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断片的谈话。于莱提到他的时候，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
“就象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
于莱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其余一概没听见。
约翰·米希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友谊，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痛快一下。但约翰·米希尔虽然那么天真的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至少还有同情心，准备随时发泄，不管得当与否。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恨自己不是十五岁的少年，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没法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留剩下来的自然更纤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它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滥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利斯朵夫弹琴。克利斯朵夫上过一二次当；但音乐一开场，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来：可是谁也不注意。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的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虽然这些老歌曲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它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做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点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末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见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象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的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的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拚命干着无聊的家务，象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岂不象她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岂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訇訇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其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的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伏奇尔太太，希望她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荡妇，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
因为恨吵闹，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全家的人都忙做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
对于宗教，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不想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