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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奚里谷的玫瑰，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①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气；抽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象穆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无意之间做了传布的使者。
…
①奚里谷玫瑰产于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未开花即萎谢，但移植湿地，即能再生。
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其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末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直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①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
①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八月四日夜，若干贵族在国民议会中宣布放弃特权。
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胀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作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
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它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
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的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略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愚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的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
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教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它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的摆脱它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分，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票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其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象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①没法前进，不胜焦灼的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弗斯事件出岂不意的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做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特·曼德尔，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②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的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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