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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猫儿耍弄耗子一样的耍弄克利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给他。他虽抱着鄙夷不屑的态度，也不免因之痛苦。然而他始终缄默，不去答复那些侮辱，——（即使他要答复，也不一定能够），——只固执着为了无益的、过分夸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奋斗。他为此损失了时间，精力，金钱，同时又损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意气用事，不愿意让哀区脱再为他的音乐作宣传。
突然，一切改变了。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发表。对群众的讽示也静默下来。攻击忽然停止了。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利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那末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利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裴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利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使馆去的那晚，也没机会见到他们。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这个时其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象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他认为友和敌都同样靠不住，只要吹过一阵风，他们就会改变的；我们不应当依赖他们，而应当象那位十七世纪的名人所说的：
“上帝给了我朋友；又把他们收回去了。他们把我遗弃。我也把他们丢了，从此只字不提。”
自从他那天离开了奥里维的屋子，奥里维再没消息给他；他们之间似乎一切都完了。克利斯朵夫不想再交新朋友，以为裴莱尼伯爵夫妇也是那些自称为他的朋友的时髦人物，所以完全不想跟他们见面，倒反有心躲避他们。
不但如此，他还想躲避整个的巴黎。他需要在亲切而孤独的环境中隐遁几个星期。啊！要是他能够到故乡去静修几天的话，——只要几天就行了！这种思想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他要再见他的莱茵，他的天空，埋着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见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从他亡命以来，通缉令始终没撤销。可是他觉得，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
幸而他和一个新的保护人提到这个心愿。德国使馆有个青年随员，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中遇到他，说他的祖国对于一个象他那样的音乐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利斯朵夫很心酸的回答：“不错，祖国为了我得意极了，甚至于让我死在国门外面而不许我进去。”
年轻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释了。过了几天，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对他说：
“上面有人关切你。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有权使那个通缉令暂时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怎么会使他喜欢的；因为——（我们之间不妨老实说）——他趣味并不高明，但是个聪明人，心很好。他此刻虽不能马上撤销你的通缉，但倘若你想回去两天，看看你的家属的话，地方当局可以装聋作哑。这儿是一张护照。你到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教人家验一验。诸事小心，别引起人家的注意。”
克利斯朵夫又见到了一次故乡。依照人家答应的期限，他耽了两天，只跟乡土和埋在乡土里的人叙了一番旧话。他看到了母亲的坟。草长得很长，但鲜花是新近供上的；父亲跟祖父肩并肩的长眠着。他坐在他们脚下。墓背后便是围墙，高头是一株长在墙外凹陷的路上的栗树的树荫。从矮墙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金黄色的庄稼，温暖的风在上面吹起一阵柔波，太阳照着懒洋洋的土地；鹌鹑在麦田里叫，柏树在墓园上面簌簌的响。克利斯朵夫自个儿在那里出神，心非常安静：双手抱着膝盖坐着，背靠着墙垣，望着天。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啊，一切多单纯！他仿佛就在自己家里，和亲人在一块儿。他和他们挨得很近，手握着手。这样的过了几小时。傍晚，沙子起的走道上忽然有脚步的声音。守墓的人走过，对坐在地下的克利斯朵夫望了望。克利斯朵夫问那些花是谁供的。那人回答说是普伊农庄上的主妇，每年总得上这儿来一二次。
“是洛金吗？”克利斯朵夫问。
他们就此攀谈起来。
“你是儿子吗？”园丁问他。
“她有三个儿子呢，”克利斯朵夫回答。
“我说的是汉堡的那一个。其余两个都没出息。”
克利斯朵夫的头微微望后仰着，一动不动，不作声了。太阳下山了。
“我要关门了，”园丁说。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和他在墓园中绕了一转。园丁带他去看他住的地方。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停了一会，看看死者的留名。啊，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在这儿了！老于莱，——于莱的女婿，——还有他童年的伴侣，和他玩耍的小姑娘，——最后有一个名字使他心中一动：阿达！……大家都得到安息了……
晚霞如带，铺在平静的天边。克利斯朵夫走出墓园，在田野里溜达了好久。星都亮起来了……
第二天他又去，在老地方消磨了一个下午。但上一天那种恬静的心境变得活跃了。心中唱着一支无愁无虑的快乐的颂歌，他坐在墓栏上把那支歌用铅笔记上小册子。一天又这样的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在当年的小房间里工作，妈妈就在隔壁。写完了歌，要动身的时候，——已经走了几步，——他忽然改变主意，回来把小册子藏在草里。天上滴滴答答的下了几点雨。克利斯朵夫想道：
“不久那就得化为泥土。好罢！……我这是给你一个人的，不是给别人的。”
他又看到了河，看到了熟悉的市街：情形跟从前大不同了。城门口，在废弃的濠沟的走道上，有个小小的皂角树林，他以前看着种起来的，现在占了很大的地方，把老树都挤塞了。沿着特·克里赫家花园的围墙走去，他还认得那根界碑，小时候爬在上面眺望园子的；他不胜奇怪的发见：那条街，那道墙，那个花园，都变得狭小了。在铁门前面，他停了一会，等到继续望前走的时候，恰好有辆车经过；他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一个鲜艳的，肥胖的，得意扬扬的少妇，好奇的在车中打量他。接着她惊讶的叫了一声，做了个手势教车子停下，喊道：“是克拉夫脱先生吗？”
他停住了脚步。
她笑着说：“我是弥娜呀……”
他迎上前去，心里差不多象初次遇到她的时候一样的①慌乱。和她一起有位高大秃顶，胡须望上翘起的，志得意满的男子，她介绍说是“法官洪·勃龙罢哈先生，”——她的丈夫。她要克利斯朵夫到她家里去。他想法推辞。但弥娜一味嚷着：“不，不，一定要来，还得在我们家吃晚饭。”
①参阅卷二：《清晨》。——原注
她说话又响又急，不等克利斯朵夫问，就把自己这几年的情形统统讲了出来。克利斯朵夫被她的大声叫嚷闹昏了，只听到一半，只管望着她。啊，啊，这便是他的小弥娜！她长得结实，丰满，皮肤挺好，颜色象蔷薇似的，但线条都松了，尤其是那个丰腴的鼻子。姿势，态度，风韵，都和从前一样；唯有身材变了。
她老是说个不停，和克利斯朵夫讲着她过去的历史，她的私事，讲着她爱丈夫和丈头爱她的方式。克利斯朵夫听了很窘。她却非常乐观，没有一点儿批评精神，觉得——（至少在当着别人的时候），——她的城市，她的屋子，她的家庭，都胜过别的城市，别的屋子，别的家庭。她在丈夫面前说丈夫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伟大的男子”，在他身上有“一股超人的力量”。而那“最伟大的男人”一边笑着一边拍拍弥娜的腮帮，和克利斯朵夫说她是“一个了不得的贤慧的太太”。这位法官似乎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事，决不定对他应该表示敬意还是轻蔑，既然一方面他还有旧案未了，另一方面又有大老庇护；结果他决定参用这两种态度。弥娜可老是滔滔不竭的说着，对克利斯朵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