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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趁此机会停止了朗诵，向克利斯朵夫提出一大串问话，克利斯朵夫都不假思索的回答了。他捡起那篇文章，好不惊奇的打量着印在第一版上的自己的照相。他还没有时间看文字的内容，第二个记者又跑进房里来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可真恼了。他命令他们出去；可是他们没有把室内的布置，墙上的照片，艺术家的面貌迅速的记载下来以前，决不肯照办，克利斯朵夫又好气又好笑的，衣服也没穿好，推着他们的肩膀，把他们直送出门外，赶紧上了锁。
然而这一天他是命中注定不得安静的。梳洗还没完毕，又有人敲门了，而且用着只有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知道的方式敲着。克利斯朵夫开出门来，发见又是个陌生人，他决意直截了当的把他打发走，不料来人立刻分辩说，他就是今天报上那篇文字的作者。对一个捧你为天才的人，有什么办法拒绝呢？克利斯朵夫懊恼之下，只能领受他的崇拜者的热诚。他奇怪这种声名怎么会忽然从云端里掉在他头上，是不是他上一天给人家演奏了什么连自己也没觉察的杰作？他可没有时间追究这些。这位记者是不管他愿不愿意，特意来拉他出去的，想一边谈一边带他上报馆：大名鼎鼎的阿赛纳·伽玛希等在那里要见他，汽车已经在楼下了。克利斯朵夫推却了一番；但对于人家好意的邀请，他是天真的，却不过情面的，终于不由自主的听人摆布了。
十分钟后，他就被介绍给谁都见了害怕的无冕之王。那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年纪在五十上下，矮小，肥胖，又圆又大的脑袋，灰色头发，留着平头，红红的脸，说话带着命令式，声音笨重，浮夸，常常会口若悬河的来一套议论。他在巴黎拿种族平等做幌子。既会做买卖，又会利用人，自私自利，又天真又狡猾，热情，自负，他把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甚至和全人类的合而为一。他的利益，他的报纸的发达，是和公众的福利息息相关的。他一口咬定谁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并且为了打倒一个敌人，他连推翻政府都在所不惜。除此以外，他也不乏宽宏的度量。象有些人在酒醉饭饱之后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摹仿上帝的作风，不时从沟壑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出来，表现他权势的伟大可以平空白地造出一个名人，或是什么部长之流；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制成君王，废黜君王。他的神通是无限的。倘使他高兴，他也能制造天才。
这一天，他来“制造”克利斯朵夫了。
发动这件事的其实是无心的奥里维。
不为自己作任何钻营，痛恨宣传而避新闻记者如避疫疠一般的奥里维，为了他的朋友却是另一种看法了。他仿佛那些温柔的妈妈，明明是老实的小布尔乔亚，贞节的妻子，为了替无赖的儿子求情，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奥里维在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和许多批评家与爱好音乐的人接触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提到克利斯朵夫；而从某些时候以来，他很奇怪的发觉居然有人听信的话，周围有个好奇的运动，有些神秘的传说，在文学集团与上流社会中传布。这个运动是怎么来的呢？是最近英德两国演奏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在报上引起的回声吗？其中似乎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但巴黎有般善观气色的人，比着圣·雅各街的气象台更有把握能在前一天预测酝酿中的风向，知道明天那阵风会吹点儿什么东西来。在这个神经质的大都市中，有的是使人震颤的电流，有的是看不见的光荣的波浪。一个将升的明星跑在另外一个明星前面，沙龙里流行着一些渺茫的传说，到了某个时间，就会在一篇广告式的文字中宣布出来，粗声大气的喇叭把新偶像的名字吹进最麻木的耳朵。这阵喧闹往往把它所颂扬的人的第一批最好的朋友吓跑了。其实这种情形还是应当由第一批最好的朋友负责的。
因此奥里维和《大日报》那篇文字也脱不了干系。他利用人家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很巧妙的透露些消息，刺激大众的情绪。他不让克利斯朵夫和新闻记者直接发生关系，免得闹笑话。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暗中使克利斯朵夫和一个记者在某咖啡店不露声色的见了一面。所有这些预防的措置更引起人家的好奇心，使克利斯朵夫显得更有意思。奥里维从来没跟新闻界打过交道，想不到开动了一架可怕的机器，——你一朝拨动之后，再要加以控制或要它减缓一些是办不到的了。
他在上课去的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字，不禁吓坏了。他没料到有这一下。他以为报纸一定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收起了，对于他们所要谈的人认识更清楚之后，方始动手写文章。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倘使一份报纸肯费心发现一个新人物，当然是为了报纸本身，为了和同行争取发见新人物的荣誉。所以它得赶紧，完全不管对这新人物是否了解。而被捧的人也决不会抱怨别人误解；一朝有人捧了，那他当然是被人相当了解的了。
《大日报》先对克利斯朵夫清苦的生活零零碎碎叙述了一些荒唐的故事，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一个牺牲者，一个自由的使徒，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国，躲到自由灵魂的托庇所——法兰西——来，——（作者借此发挥了一套排外的议论）；——然后又对他的天才肉麻的颂扬一番：而关于这天才，作者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早期在德国作的几支平板的歌，那是克利斯朵夫引以为羞而要毁去的东西。那位记者虽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可自命为知道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他所假借给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从克利斯朵夫或奥里维嘴里，甚至从自以为知道得很详尽的古耶一流的人嘴里，东零西碎听来的几句话，为记者已经足够造成一个“共和政治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他又乘机毁谤当代的法国音乐家，尤其是最有特色，最自由，最不关心民主的那一批。他只把一二个作曲家除外，因为他们在选区里很有人望。可惜他们的音乐远不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但这是小节。而且他们的捧场，便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捧场，也远不及对别人的批评来得重要。在巴黎，你读到一篇恭维某人的文字，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要推敲它的反面文章，心里想一想：“这是说谁的坏话呢？”
奥里维一边看着报，一边羞得脸红了，对自己说：“我做得好事！”
他心不在焉的上完了课，立刻赶回家。一听到说克利斯朵夫已经和新闻记者出去了，他简直吓呆了。他等他回来吃午饭。克利斯朵夫可不回来。奥里维一小时一小时的越来越焦急，心里想：“他们要逗他说出多少傻话啊！”
三点左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回来了。他和阿赛纳·伽玛希一同吃了饭，被香槟酒灌得糊里糊涂的，完全不懂奥里维的忧虑，不懂他为什么很不放心的追问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你问我做了什么事？吃了一顿好饭。我长久没这样大嚼了。”
他把菜单背给奥里维听：“还有酒……各种颜色的我都灌下去了。”
奥里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同席的是些什么人。
“同席的？……我不知道。有伽玛希。那矮胖子真痛快。还有那篇文章的作者格劳杜米，挺可爱的青年；还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记者，人很快活，待我很好很殷勤，都是一般最好的好人。”
奥里维似乎不大相信。克利斯朵夫觉得他的冷淡有些古怪，便问：
“难道你没看到那篇文字吗？”
“看到了，就为这个啊。你，你仔细看过没有？”
“看的……就是说瞅了一眼。我没有时间。”
“那末你去念一遍罢。”
克利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死了：“啊！混账东西！”
他笑弯了腰，接着又说：“喝！批评家都是这路货：一窍不通！”
可是念到后来，他生了气：那太胡闹了，人家简直把他搞得不成体统，说他是“一个共和政治的音乐家”，这算什么意思！……除了这种笑话，人家还拿他“共和的”艺术作为抨击前辈大师的“敬堂艺术”的武器，——（实际上他是以这些伟人的心灵作为精神养料的），——那还成话吗？……”狗东西！他们竟要教人把我当作白痴了！……”
而且在提到他的时候，有什么理由骂倒一些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这些音乐家还是他多少爱着的，——（虽然爱的程度很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