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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象七年中间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①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的讨论着同样的论点，象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起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的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①德莱弗斯事件前后经过七年方始结束。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岂不愿意声张。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其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訇訇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的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利斯朵夫的带点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朴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末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利斯朵夫说。
“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罢！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器工人，叫做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的瞧起人来象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象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教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迫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皮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象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的解决了。他到处能发见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见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呆在克利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呆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脾气杜门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大概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巧，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