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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周局长慈祥地看着杨问峰，“你知道现在要找一个你这样的人才有多难吗？我怎么舍得你。。。。。。－”
“但是我现在没有任何义务和你合作呀，我的同学没有再出事，当然被你们隔离接触机密就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生涯玩完了。可是田海鹏是持美国护照的，我现在只要一封信，他就会变成一名真正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而不再是我个人派遣过去的卧底。”杨文峰故意强调“个人”两个字，带着恶作剧的表情看着周局长。
周局长仍然是笑，好象有什么好笑似的，等杨文峰说完，才指指他说道：“小杨，可惜我太了解你了，哈哈哈哈。”
“阿，你了解我？”杨文峰激动地站起来，“那么你可以告诉我，我真不知道你的诡计，不知道你在利用我吗？”
“哈哈，”周局长忍不住笑出来，“我当然知道你了解我的诡计，你心里明白得很，我们两个都象舞台上的演员，都知道对方在演戏。所以你自己无法打入美国，因为你心里明白。可是，你派遣进入美国的人一点都不象你一样明白。哈哈。”
杨文峰颓丧地坐下，看着眼前可以用老奸巨猾来形容的超级特务，强力压下心中的敬佩，狠狠心说：
“不行，我需要你拿机密和我交换，我必须明确知道我在华盛顿的老同学刘明伟是否是你们派遣出去的，还是后来发展的，又或者是他自愿上门的？”
“保密是我们的第一原则！我不想再重复。你现在不是国家安全战士，并且就算你现在回到国家安全部，你的级别也不够知道这些派遣的机密。原则是不以个人而改变的。”周局长停止了笑容，斩钉截铁地说。
“周局长，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到这个时候怎么还不知道变通？”杨文峰虽然知道自己今天怎么说都无法改变周局长了，但却在口头上仍然不肯放弃。
“不错，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脑袋做主观判断把原则变成活的，那么人就可能是是死的了！！！”周局长声音中透出威严。
杨文峰本来已经决定放弃了，但想到这些年行动执行后的辛苦和痛苦，想到郭青青一直担惊受怕东躲西藏，想到小江西现在还不知道在遭受什么样的折磨，心中不觉生出焦躁不耐和无力感。当他接触到周局长平静中透出威严的眼睛时，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抓住周局长这最后一句话，突然想起了部里的传说，于是故意漫不经心地嘀咕着：“周局长，你在文革时不是因为坚持保密原则，害死了。。。。。。”
杨文峰不得不停下来，周局长的脸色突然苍白如纸，手里的杯子“碰”的一声掉在地上。
杨文峰坚持要送医院，但周局长摇摇头，用微弱，透着无力的声音说：“老毛病，回家躺一会就好了。”
出租车把两人送到周局长家，杨文峰半背半扶地把周局长弄上了二楼。周局长的爱人开门乍一看见站在门口的杨文峰，表情好象活见了鬼，杨文峰知道周局长也对爱人保密了，于是三言两语的解释了一下。周局长爱人对周局长倒没有那么紧张，熟练地拿湿毛巾敷在他头上，然后用白开水冲泡了一包白糖让周局长喝下。
“老毛病了，医生说是血糖偏低。”周局长爱人也姓周，杨文峰叫她周阿姨，周阿姨把周局长安顿在寝室里躺下后回到客厅时说。
三房两厅的房子布置简单，儿子结婚后就有了自己的家，周阿姨前几年就退休了，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躺一下就好了，不用担心。”周阿姨大概看到杨文峰脸上有焦急的表情，就安慰他说。“老周都已经62岁了，前两年就应该退下来的，可上面领导死活不肯，说部门特殊，关键时刻可以放宽年纪限制。我想老周可能是全国少有的几个超过60岁的在职局长吧。”
“奥运会后周局长会退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基本上停止，结果造成了现在的接班有些青黄不接，目前各个业务局都加紧培养三四十岁这一代的人接班。”杨文峰说到最后声音小下去了，他想起部党委培养的准备接替周局长班的副局长几乎和自己一样的年纪，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后来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杨文峰心里忍不住有些醋意。
“他这病就是不能挨饿，加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周阿姨说。
“哦。”杨文峰好象得到了答案似的，明白过来。
周阿姨的晚饭已经做好，就留下杨文峰吃饭。吃饭时，杨文峰说起当时周局长发病的情况，他边说边注意观察周阿姨的表情，要知道，周阿姨对杨文峰是无所不谈的，但这么多年关于周局长在文革中因为坚持“保密原则”而害得一家人家破人亡的事却只字不提。杨文峰今天却失去了旁敲侧击的耐心，说完后，单刀直入地直接问周阿姨部里的传言是怎么回事。
周阿姨叹了口气，放下筷子，轻手轻脚地走到卧室门前，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坐回来后，已经没有心情再拿起筷子了。看着眼前就象自己儿子一样的杨文峰，周阿姨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告诉你个故事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先下手为强，以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劳动改造为借口，把调查部（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前身）的干部们分送到河北、安徽、辽宁三个“五七”干校去劳动教养，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调查部的情报干部都在干校忙着写检讨，自我批评，甚至互相之间“揭发批斗”，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落到造反派手里的。造反派们对这些运动一开始就被运到荒郊野外去劳动改造的特务们自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城市里仍然挡着他们夺权的当权派。于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调查部的干部基本上完整的保存了实力。当时深谋远虑的周总理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保持我党的情报力量，不受“四人帮”的破坏和冲击，这点也是全党上下公认的；第二点就很少有人清楚了，那就是周总理担心调查部的情报干部在运动中被利用，所以趁早先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远离是非中心。要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集中了从二三十年代的特科情报干部等中国情报界所有的精英，他们一旦卷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如果头脑一发热，又或者在斗争中经受不住考验而泄露机密的话，那后果就相当严重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清楚，从特科开始，中国的情报界一直在周总理手里，这个情报界不但在对付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日本和美国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他们对于共产党内部斗争也了如指掌，如果造反派利用他们揭发老干部以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再上纲上线，那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就远远不是人们今天所见的了。总的来说，虽然调查部也出了如康生这样的败类，但却完全没有出现苏联当初利用“契卡”情报组织整人、杀人的局面。当然，周总理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害怕这些情报干部在运动中受不了冲击，泄露了国家机密。从特科设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情报界用“派遣”和“拉出”这两种手段发展的特务几乎散布在世界各地，其总数绝对不少于数百甚至上千。这些人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孤立，发展科学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无名英雄”的名字无疑都装在调查部那些情报干部的脑袋里，任何的泄露都不只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而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当时的周局长周玉书还很年青，大家都叫他白面书生，但他已经是调查部的情报骨干了。由于他出身根正苗红，又年富力强，当时就没有被送到“五七”干校，一些老情报干部也希望部里有他这样的人坐守。
1968年初，北京的造反派在西城区揪斗一位年青妇女，这名妇女是一个三岁儿子的母亲。造反派发现这位年青母亲的历史不清不楚，本来是拉出来陪斗的，可是在斗争中由于群众很激动，结果你一言我一语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不久造反派就发现这名少妇的丈夫在孩子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突然失踪了，后来又有人说，不久前少妇收到转自香港的台湾来信。这下子造反派们才发现，原来少妇的丈夫三年前和几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