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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冯晓仁和办公室的大部分人都到了，骆垣家里没人，联系不上。这是任之良早就预料到的。因为他在下班时间是很少待在家里的。徐树军叫冯晓仁做好下乡的准备，办公室准备好查灾用的摄像机、照相机和手电筒等物品，随时准备出发，赶往灾区。
局里紧锣密鼓地准备查灾救灾物品，此时，电话恢复了通畅。局长被电话召到市地震局去开会。任之良一边用电话召集局里的相关人员，一边向各县区打电话了解情况，然后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徐树军做了电话汇报。
一会儿，徐树军从地震局打来电话，指示任之良，要他将局里现有的人分成两个组，带好查灾的物品，做好下乡的准备，等他回局里后，立即出发，分赴东西两片查看灾情。
任之良陪徐局长赶到地震中心所在地马莲沟村。他们下车后，县局的人和乡政府的人也刚到现场。这里一片混乱，无数的手电筒在到处乱晃，叫喊声、啼哭声响彻夜空。任之良他们找到村上的干部，村干部带着他们，借着微弱的手电筒的光亮，察看现场，控制局面。
天渐渐亮了，大体情况已经摸清。这个村，大部分房屋倒塌，灾情十分严重。目前，余震还在继续。市、县、乡赶来的干部，安抚着惊恐不安的村民，运送伤员，集中遇难者遗体。本市驻军、武警部队也在任之良他们到来不久就赶来了，他们在寻找压在废墟下面的人员。
天亮以后，赶往这里的各级干部越来越多，分工也越来越细。任之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察看灾情，统计伤亡人数和震灾造成的损失。任之良扛着摄像机，奔波在受灾现场，镜头对准倒塌的房屋、惊恐的灾民、死亡的尸体和开裂的大地。
眼前的景象，像锥子一样扎进他的胸膛。任之良出生在这里。二十多年以前，一股清澈的小溪从村中流过，一年四季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居住在这个小山村的人们，旱涝保收，填饱肚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任之良清楚地记得，小溪两旁是洪水冲刷而成的河床，不发山水的年份，这里水肥草美，是天然的牧场，他的乡亲们，在这个小山村里，世世代代悠然地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后来，村里的人口慢慢膨胀，过度的放牧、上游森林的过度砍伐和无休止的开垦，到二十世纪末，小溪干涸了，山坡荒凉了，地无水可浇，牛羊无草可吃，大量的村民走出山沟，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留下来的人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苦苦地熬着那艰难的日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你瞧，大地就这样微微地一震，把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生活彻底地摧垮了。任之良含着泪把这一幕幕装进他的摄像机，印在他的心底。他感慨万千，心想，自然的些微变化，就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大地这么轻轻地一动，就摧毁了人类建立的一切。自喻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自然面前，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原来是如此的渺小啊！
任之良奔波了一天一夜，没有顾得上喝一口水。他的母亲就在这个村上，他没有顾得上看她一眼。各路救灾人员陆续赶往这里，任之良才抽了个空，去看看母亲。
母亲的房屋倒塌了一半，她和其他村民一起，被村干部安置在村头的空地上。这里的人们，差不多都是任之良的本家或亲戚，都是他的叔叔、伯伯、叔伯母和堂表弟兄们，见了他，哗啦啦地围上来，睁着企盼的、无可奈何的和绝望的眼睛看着他。他完全理解这种目光，一年中，他总要回来几次，那由于灾害、疾病、孩子上学等原因造成的无钱买种子化肥，无钱就医上学的叔伯们、弟兄们，看到他时，就是这种眼神。他知道，那是求助的目光，是看见了救命稻草时的那种目光。他也知道，他不是救世主，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做到的，就是掏空自己极其有限的腰包，安慰安慰那些渴望的眼神。
他向乡亲们打着招呼，把政府正在救灾的信息传达给他们，在人群中也找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年近七十，几年前小儿子得病死了，小儿媳留下不满两岁的孩子改嫁了。母亲带着弟弟的孩子生活，本来就够苦的，现在又遇上天灾，真是雪上加霜。母亲面容憔悴，怀里搂着孙子欣亮，稍稍有点哆嗦。她见着儿子，嘴动了动，什么也没有说，眼泪就流了下来。任之良蹲下来，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哽咽了半天，说：“儿子来迟了，妈妈谅解。”
母亲用干枯的手背抹了一把眼泪，抽泣着说：“你干着公家的事，身不由己，妈知道。”
“你还没吃吧，妈妈？”
“不饿。你去干你的事吧，当家子的人都在这里，他们能过去，妈也就过去了，不能因着妈，耽误了公家的事。”
八
任之良拉着母亲的手，好一会儿，他摸摸欣亮的头，对母亲说：“妈要是行的话，我走了。回头我再来看你。”
母亲点点头，任之良拍拍欣亮的肩，站起来，向另一个村子走去。
局务会议研究完上报省厅的灾情报告后，顺便议一议向灾区捐款的事。徐树军说，原则上采取自愿的办法，但灾情严重，救灾工作部门应该带个好头，不能落在其他部门和单位的后头，他建议，县级干部捐二百，科级干部捐一百，一般干部和工勤人员随便，大家议议，没有不同意见，当场就捐了。
“我不同意。一个月就那两个工资。今天捐，明天捐的，都捐光了，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救灾科长冯晓仁。此人平时就爱占个小便宜，对自己的待遇愤愤不平，上骂中央，下骂局长，好像党和人民欠了他多少似的。
徐树军一看是他，就说他几句，不料这冯晓仁不依不饶，眼看就要吵起来了，任之良看不下去，说：“不要吵了，局长只是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嘛，何必动不动就吵，吃了炸药似的，有什么意思！”
会议室顿时一片寂静。稍时，有人叫任之良，说外面有人找，任之良出了会议室，走到自己的办公室，见是君来顺酒店的大堂坐在沙发上，略略有点惊讶。她见他进来，站起来问了声“你好？”迎上前，伸过她的手来。任之良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握了，随意问了一下：“你有事？”
她说：“听说你们要给灾区捐款？”
“是啊，正在研究呢。”
她不慌不忙地拉开她的坤包，拿出一沓钱递给任之良，说：“这是两千块，算是我对灾区人民的一点心意，请你代我交了。”
“这……”
“放心，这钱是干净的，一不是贪的，二不是偷的，三不是抢的，四不是卖身得来的。”她微笑着。
“不，不，不，你千万别误会。”
“那么，请收下好了，再见！”说罢，她微笑着扬一下手，出门走了。任之良回过神来，追出门来，边下楼边喊：“哎，姑娘，你的尊姓大名？”但已不见了人影。
任之良回到会议室，把这事向在座的说了，徐树军说：“你们看，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就这样定了，有意见保留，会后去财务室把钱交上。散会！”
任之良交了自己的那份，拿出那两千块钱交给会计小刘，小刘问：“这是谁的？比局长的标准还高。”
“哦，真还难住我了，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那我怎么计账呀，写谁的名下呀，写你名下行不？”
“那显然不行，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
“那你先拿着，等你有名字了再交来，好吗？”
“哦，你等等，我想起来了。”说着他就往自己的办公室跑。进了办公室，就在抽屉里找名片，一大叠名片一张一张地翻。他这儿有数以百计的名片，都是餐馆呀、印刷厂呀、复印店呀、商场呀什么的。他翻呀翻的，总算翻出了那天晚上大堂给他的那张，原来她叫梅雨婷。他到财务室，替这位梅雨婷捐了钱，小刘写了她的名字，又问：“哪个单位的？”
任之良说：“这是个人捐款，与单位没有关系，何必写它。”
小刘说：“那‘单位’这一栏我咋写呀？”
任之良便顿了一下，说：“你就写上‘君来顺’好了，君子的君，来去的来，顺利的顺。”
小刘说：“就这样写呀？”
任之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