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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军叹口气，说：“这事儿你不在乎，我们在乎。这几年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不能让受了苦的人吃亏吧？”
“只要有领导这句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还是那句话，你的心意我领了，我真诚地谢谢你。但你让我跑什么门子，怎么去争，我做不到。不是我清高，我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了，没有那个天分。”
徐树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笑。他看得出来，任之良说的是心里的话，他进一步证实了任之良与“封官”风波没有任何关系，他可以继续使用他，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极力推荐他。
过了几天，正当抗震救灾工作最需要全局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的时候，局里却谣言四起，各种传闻纷至沓来，云遮雾罩的，真假难辨。当前传得最厉害的，也是最能蛊惑人心的莫过于“组阁”之说了。骆垣这次组阁，局里人人有份，就连司机小黄都有个局车队队长的头衔了，任之良却从前些天拟任的副局长变成了主任科员。
局里的人都说他是徐树军的红人，实际上，他和徐树军没有任何私人交往。他只是履行一个办公室主任的职责，全力配合、支持局长的工作。他平生最看不惯的就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那种人。他在工作中做过不少违心的、他不愿意做而必须要做的事，但没有一件是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昧着自己的良心做的。任之良在局里有威信，大家都相信他。因此，骆垣以甄恪曾经过问过任之良一事，就说任之良要当副局长了，一是给自己造势，二是挖徐树军的墙脚。他找任之良套近乎，任之良没有买他的账，于是他在新的“阁员”名单中，就让任之良完全靠边站了，其手段无异于孩童过家家。
但就是如此低劣的把戏，也搞得全局人心惶惶。可见人们对自己在本单位的地位和权力，看得如此之重，竟至于丧失理智，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任之良就此问题再次陷入沉思。
十六
徐树军、任之良他们再次赶到地震灾区，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安置。受灾严重的村，家家户户搭建了帐篷和暖窝（在地上挖个坑，用木料和麦草盖住上边，人住在里面，比帐篷里还暖和，故被当地人叫做暖窝），加上送来了烧煤和粮食，度过这个冬天，看来问题不大。
他们在乡上了解了一些面上的情况，就走村串户，核实一些情况，为安排下一步的救灾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们来到马莲沟村，进村不久，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位老婆婆带着一个小姑娘，与一伙解放军战士面对面地跪着，都在向对方请求着什么。任之良愣了一下，急忙走过去，就要扶起那老人。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一双泪眼看着他，哽哽咽咽地对他说：“这不是任家的良子嘛，你来得正好，你劝劝他们吧，收下我这老婆子这点心意吧！”她说着把一篮子鸡蛋交到任之良手上。
任之良接过篮子，放到地上，就往起拉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起来，任之良说：“老婶子，有话起来说，这样可不好。让他们的首长知道了，可是要挨批评的呀。”
老人听了这话，就擦眼抹泪地站起来。战士们见老人站起来，也就一个个站了起来，他们把老人扶到帐篷门前，坐在一根木头上，反复说着一句话：“老人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我们不能收，这是纪律。”
任之良对老人说：“老婶子，这样多为难他们呀，你看，让战士们跪在这样冰冷的地上，你也不怕他们跪出毛病来呀。”
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说：“任家良子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条老命是他们给捡回来的，眼下他们要走，我老婆子也没个啥，就煮了这几个鸡蛋，又不值钱的，表表我老婆子的心。他们硬是不肯要，这叫我咋过意得去啊！”
原来，这老人身边没有儿女，和一个小孙女相依为命。地震那天，她家的两间土坯房被震塌了，她和小孙女被埋在废墟中。连夜赶来的解放军战士，从废墟中挖出老人和小孙女，送到附近的医院，由战士们轮流去医院侍候她老人家和小孙女。所幸她祖孙俩都只受了点外伤，不几日就出院了。老人回到村里，战士们为她搭建了帐篷，送来了大米、面粉、罐头、衣被、药品和几百块钱，又帮老人挑水、劈柴、生火、做饭、洗衣裳，使老人度过了地震之后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在战士们完成任务就要撤离的前一天，老人从东家西家凑呀凑的，凑了几十个鸡蛋，带着小孙女到战士们的驻地送行。不料，战士们死活不肯收下她的鸡蛋，情急之下，老人一把拉着小孙女，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战士们的面前。任战士们怎么劝，怎么拉，她就是不起来，说不收她的鸡蛋，她就这样跪着把战士们送出村子。战士们无奈，面对老人，也齐刷刷地跪下来，就这样，被任之良他们给碰上了。
任之良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老人说，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能随便收群众的东西的，劝她还是不要为难战士们了。老人仍然不肯罢休。任之良说：“战士们就要走了，鸡蛋你先放着，我走的时候替你带到市里，再通过组织交给战士们，你看这样可以吗？”
老人想一想，同意了。战士们也松了一口气，他们给老人敬了个礼，排好队，向村头走去。老人流着泪，望着战士们，直到他们渐渐远去的影子在她的视野里消失。
战士们走了，任之良把老人送到帐篷里，问了问老人有没有过冬的煤，粮食够不够吃，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老人一一做了回答。任之良在老人的帐篷内外看了看，对老人说了些安慰的话，向另一家走去。
看了几户人家，情况都差不多。任之良很想去看看母亲，便向徐树军请了一会儿假，徐树军说：“还是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她老人家吧。灾情发生后，你一直忙着救灾的事，也很少来照管她，孤儿寡母的，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
他们一行到了任之良母亲的帐篷里，母亲明显地消瘦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她见了儿子，满脸堆起笑容，慌忙让着客人坐。任之良对来人一一做了介绍，母亲笑呵呵地问着好，又忙着倒茶、拿馍馍。他们坐定后，徐树军便向她问长问短，和她寒暄上了。母亲说，村上挺照顾她的，第一批帐篷刚到，就给她搭了一顶，村上、社里的干部几乎每天都往她家里跑，现在吃穿都一应俱全，什么也不用愁。
她见徐树军他们挺随和的，说起话来也就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了。当她讲到一个从外地人来灾区帮忙的事，引起了徐树军他们的注意，都静下来，听她讲这个外乡人的故事。
她说这个人是自己带着干粮来到马莲沟的，起初大家还以为是马莲沟谁家的亲戚呢，后来才发现，这里并没有他的亲戚、朋友。他从大老远的来，就是为受了灾祸的人做点事的。他来以后，给母亲劈柴、挑水，送孙子上学，还从废墟中挖木头、家具。
“你们进门的时候也看到了，”母亲说，“帐篷外面放的那些个木头，就是这人一根一根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手都出血了，看着都让人心疼。”她又指着帐篷里的家具，“你们看，这些个东西，也是他挖出来的，挖出来都破得收拾不到一起了，是他一片一片地搬过来，给修好的。”她叹口气，“这人呀，不仅心眼儿好，还是位细心人呢。”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徐树军也感叹道。
“可不是吗。”母亲又说开了，“那些日子里，总有一些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做这做那，还有一些手艺人，给我们修个桌子板凳，补个锅锅碗碗，垒个墙码个砖的，还来过一些乡村大夫，自己带着药呀什么的，白白给我们看病吃药。这些个人，这么帮我们干活，到谁家都是吃自己带的干粮，不吃我们的，说我们正缺粮食呢。你们说，这都是些多好的人呀！”
“我们也听说一些，”徐树军问，“你有没有问过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留下姓名的？”
“这倒没有，”母亲有点遗憾地说，“会听口音的人说，这些人不是一个地方来的，有的还老远老远哩。也没有听谁说留下名字的，人家都不肯说。像我前面说的，帮着我干了活的那个，我咋问，他都不说，他只说他是一个‘好心人’，还说，如果有一天，他有难了，别人也会去帮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