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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朋友詹姆斯。泰雷尔（James Tyrrell）在谈到原始契约时说“妇女由她们的丈夫所代表，通常并不适合公共事务”。
转引自夏切特的《政治思想中的父权主义》（Patriarchalism in Political Thought），第202页。
但是男性参与者并不是作为丈夫参与契约的。
那些打败了父亲、主张生而自由并获胜、签订了原始契约的人是作为兄弟而行动的，也就是说，是作为同胞兄弟或父亲的儿子而行动的，他们通过签约而结成兄弟关系。
兄弟关系据说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魔力的词”。
麦克威廉姆斯（WCMcWilliams）：《美国的博爱观》（The Idea of Fraternity in America），第2页。
一个魔力十足的戏法一变，兄弟关系这一表明亲属关系的术语就被认为纯粹指普遍的人类关系，指共同体、团结和伙伴关系，而另一个代表亲属关系的术语——男权制则被认为是代表着早已消失的父亲的统治。
这样，现代公民制度就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几乎没有人——几个女性主义者除外——愿意承认博爱指的就是其字面意义：男人之间的兄弟关系。
有人断言自由、平等、博爱中包含着一种“内在矛盾”，因为“没有父亲就没有（儿子）或兄弟。
“布朗：《爱的身体》（Loves Body），第5页。
男权制公民社会可能是无父亲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爱是一个不恰当的术语。
与自由和平等相比，人们对博爱的关注真是太少了，但是最近对博爱的讨论却在不觉中印证了这一事实：现代社会并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
博爱被视为一种自由联盟，其倡导者认为“博爱”意味着不受任何人限制的、自由选择的公民或公共的共同纽带的存在。
爱什泰（AEsheté）：《博爱》（Fraternity），载于1981年《形而上学评论》（Review of Metaphysics），第35期，第27页和第32～33页。
这种对博爱的解释被广泛接受，虽然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就已经意识到共同体或社会主义的团结常常意味着妇女仅仅是她们的同志的一种附属品，但她们还是说着博爱的语言。
西蒙娜。德。波伏娃（Sde Beauvoir）在《第二性》的最后一章的开头说：“不，妇女不是我们的兄弟，”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男人和女人由于身体上的差异而必然都肯定他们的兄弟关系。
“波伏娃（Sde Beauvoir），帕西莱（HMParshley）译：《第二性》（The Second Sex），第716页和第732页。
从19世纪开始，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一种能够充分代表社会和共同体的观念来消除古典（自由）契约论者的个体概念的抽象性，他们回到了博爱这一概念上。
高斯（GFGaus）最近在他的著作中说，在现代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博爱“是最有威力的共同关系”，博爱的理想代表着“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对共同体的主要看法”。
例如，杜威谈到了“博爱的公共关系”，罗尔斯把他的差异原则视为“博爱的自然意义”。
高斯（GFGaus）：《现代男性自由论》（The Modern Liberal Theory of Man），第90～94页。
博爱被授予崇高的地位，“博爱与自由是人类最大的梦想。
“B克里克（BCrick）：《捍卫政治学》（In Defence of Politics），1982年，第2版，第228页。
博爱概念“已经成为现代的核心口号，近年来成为美国激进学者的专利”。
A阿波特（AAbbott）：《狂想：后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政治思想》（Furious Fancies：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Liberal Era），第185页。
博爱的公共纽带被视为既是完全普遍的和分散的又是本土的和特殊的。
19世纪的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史蒂芬认为博爱是“一种宗教信仰”，这种宗教是人性的宗教，博爱是“对人类的一种纯粹的热切而无边的同情”。
JF史蒂芬（JFStephen）：《自由、平等、博爱》（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第52页和第241页。
近年来，博爱被刻画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社会协作关系……是平等者群体为了最大限度的相互帮助而结成的一种关系”。
E霍布斯鲍姆（EHobsbawm）：《博爱观》，引自M泰勒（MTaylor）的《社团、无政府和自由》（munity，Anarchy and Liberty），第31页。
伯纳德。克里克对其社会主义同仁说，博爱是“日常生活中个体之间朴素无华的、友好的、相互帮助的、善意的、公开的、无所顾忌的关系，是为了共同目标而一起工作的愿望”。
克里克：《捍卫政治学》，第233页。
约翰。杜恩进一步把博爱推而广之，他宣称民主“只不过是博爱的政治形式”。
J杜恩（JDunn）：《对现代政治理论的反思：1979～1983年论文集》（Rethinking Modern Political Theory：Essays 1979…83），第137页。
不过这些声明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博爱作为亲戚关系的意义已不再重要，为什么在大多数讨论中人们对博爱的字面意义都避而不谈。
没有人指明为什么人们把博爱而不是其他术语视为共同体的同义语，也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它与自由和平等一起出现在那个著名的革命口号中。
麦克威廉姆斯描述过博爱作为一种男性关系的意义。
他认为要理解博爱就应当研究那些将亲戚关系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社会。
他认为自古以来母权与父权就是有区别的：母亲“似乎更多地与温暖、爱心联系在一起，对生育……（和）神秘的东西……心满意足”；父权则代表着“与眼前的东西相反的抽象”，它产生于“外在或超越”共同体之外的东西。
麦克威廉姆斯：《博爱观》，第12～13页。
人们在孩提时代认可某一具体父亲的权威，一旦下一代男人成为社会权威，这种联系就不复存在。
麦克威廉姆斯写道：“‘男性原则’的权威必须超越于父亲和儿子。
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就不再是父子，而是……臣服于同一个高级权威，成为兄弟。
“麦克威廉姆斯：《博爱观》，第14页。
兄弟关系与政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以古代城邦为代表的政治生活将“公平观念”或者说一种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作为条件，公平观念或法律超出血缘关系，适合于任何由不同亲属关系组成的男性群体。
麦克威廉姆斯认为“与血缘关系相分离的‘男性原则’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显赫的地位”。
同上，第25页。
总之，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现代政治学就是“男性原则”。
然而，紧密的兄弟关系再也不可能存在了。
启蒙运动（和社会契约论者）摧毁了这一关系，使其在现代国家里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兄弟关系对自身的消亡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所维护的价值最终导致普遍的博爱观念的产生”，同上，第29页。
而普遍的兄弟关系就成了一个缺乏实质和支持的空洞抽象，使男性消亡。
然而，麦克威廉姆斯希望旧的兄弟关系能够重新建立；它是“（我们）时代形形色色的激进运动所共有的少数几个道德理想之一”。
同上，第64页。
麦克威廉姆斯对前现代世界的阐述把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混杂在一起，因而忽略了现代意义上的博爱的某些具有历史性差别的特点。
从根本上来说，传统社会是亲属关系。
而城邦却与此不同，因为“男性原则”或者说政治秩序与“血缘关系”是不同的，所以所有的男人一旦被视为是统治他们的法律的平等的臣服者，他们就成为兄弟。
公共的兄弟关系或者说公民兄弟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与亲属关系不同的。
公民兄弟关系所指的不是一种亲属关系，也不是指一个父亲的众多儿子，而是指由一个公认的共同纽带——如在城邦，男性公民之间的纽带——所联系在一起的男人。
尽管如此，公民博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