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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
荣渠以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难度和风险极大的课题。这个课题也许正是他多年来追寻的把理论、历史、现状有机统一起来的最佳结合点。他精神振奋、坚忍不拔地又一次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那些不熟悉的社会科学新课程，为一场独立自主的、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聚集了充足的弹药与粮草。
在历史研究中，他一贯重视理论的指引。这次他也是从基本理论的研究入手。这与他十余年前立下的“继马克思主义绝学”的宏愿一脉相承一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1989年，他根据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以来世界发展进程的丰富经验，按照马克思本来的构思，提出了一个以生产力为中轴，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下存在着不同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他的学术论文《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大胆创新之作，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也“初步形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第4页）。荣渠曾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告诉我，有人认为它是“非”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在复信中为他的创见和勇气表示了敬意与支持，对那些无知无稽之说表示了愤慨与蔑视。出乎那些人的意外，这篇论文获得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优秀论文奖。荣渠在致其弟的信中感慨地说：“这说明时代潮流不可阻挡，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才能生存”（第706页）。
接着，他就全力以赴进行现代化世界进程、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他于1993年推出了他的传世之作《现代化新论》。全书依次论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和现代化的中国进程（1949年以前）。这本书，诚如荣渠所说，是中国人探索现代世界发展进程形成的现代化观点，不是西方人的观点，是中国人自己努力探索的成果。正因如此，他就有条件正式提出“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宏伟任务，而《新论》也就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学派的开山巨著了。这本书实在是来之不易！荣渠在给我和肖静宁的信中说：《新论》“之完成是在风口浪尖之作，盛世之危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746页）。
《现代化新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了。这部著作千真万确地是一个中国人的“一家之言”，它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荣渠清醒地意识到，他已做的工作只是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开了个头，对许多问题，还要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在年近古稀、冠心病已多次敲响警钟的情况下，越来越不顾一切地超负荷运转，“在生命的末班车上努力工作”，抓紧研究，“忙的愉快”，但心中却为《新论》能否有续篇而忧心忡忡，他为“续篇”的早日完成呕心沥血。可是正当我翘首急盼续篇问世之际，荣渠却因操劳过度猝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谢世了。荣渠的过早离去，使我失去了有五十年深交的老同学和挚友，我内心的悲痛永难消逝。
令人欣喜的是，在荣渠逝世一年多以后，他的弟子林被甸、董正华等，就根据他为续篇而发表的文章和书案上、电脑中所存遗稿，编辑出版了《现代化新论续篇》。这部遗著着重探索了中国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道路问题。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续篇》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一章也许就是《北大岁月》所刊荣渠致其弟书信中所说的：“敢冒任何风险”，以“一种献身精神”和“捍卫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决心“写好后一直未发表”、后来才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的那篇“立论尖锐”的文章（第764页）。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将是持久的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要开创自己的非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它的核心思想是采取低度消耗资源和能源、适度消费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应建立在人口、耕地、资源、生态、环境、智力开发、社会相对平等七项基本因素的综合配合之上”，“应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珍视知识、科学、教育”，“还必须建立改革时代的新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与此同时，“要坚决改变大折腾式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不断反‘左’右倾的政治斗争方式”，“全力避免每次社会性倾斜都冲击科学与教育的局面”，并要“坚决抵制商品大潮下的拜金主义”（《续篇》第134…135页）。我认为他在十余年前总结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荣渠这位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创建者留给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宝贵财富，他的名字、精神和事业都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中永存。
荣渠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读完《北大岁月》，我深深感到，他比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高出许多，他留下的文字真实而质朴，读起来发人深思，催人泪下，又促人奋进。
（《北大岁月》，罗荣渠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45．00元）
政治学研究的ＳＳＰ范式是学术创新吗？
栾 越
有人推荐我阅读杨光斌教授《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制度》），据说它是国内某知名学府MPA课程指定的阅读专著。从这一点看，该书当是经典作品；从标题看，也让人兴味盎然。因此，我做了相当仔细的阅读。拜读一过，我对该书有一些不明白之处，现在把阅读札记排列出来，以就教于作者和方家。
一、范式还是概念组合？
在前言中，作者称自己于2003年“提出一套用于分析中国政治经济过程的‘制度范式’”。依作者的解释，就是制度结构（structure）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安排（sys—tem），制度安排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performance）。这构成了一个范式，也就是SSP范式（前言第2页，以下凡出自本书的引言只标页码）。它可以简化为“制度结构决定制度绩效”（第29页）。看到这里，我不禁为自己阅读方面的孤陋寡闻而羞惭，自己曾受过国内政治学专业的训练，却未曾听说这个学科中还存在这样一个范式，于是顿生敬意。但当我看到作者宣称该范式是一个中观的整合理论，“尤其适用于大历史的比较研究和国内政治经济变迁研究”（前言第3页）时，心中的敬意却不禁变成了疑惧。因为据我有限的历史阅读和对一些史家的请教，从未听说过有一套特别适合于解释大历史的理论。历史是如此纷繁复杂，古往今来，还从没见过哪一个理论家或史学大师有这样的胆魄，敢于宣称自己曾发明过一套能完成这个大任的理论架构。至少，最早阐释中观理论的知识社会学大师默顿本人并没有这样自信。现在，这样一个理论居然由一个中国学者给出，简直像奇迹出现了一样，怎能不让人疑惧？
我愿意看到奇迹，但我对“奇迹”也会加倍小心。我找来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查对范式的概念。依据库恩的阐述，“范式”是常规科学研究的一个概念，而“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范式体现在作品中，但必需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征，才可称为范式：“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范式至少是一种公认的模式，不是凭某人独自宣布就能够建立的。作者在书中宣称该范式在国内学界已经有人在应用，笔者按注释的指引查看，结果发现，这个所谓的应用者，只是作者自己（该书第65页注释④及第70页注释③的文献说明显示了这一点）。从学术研究的一般逻辑来看，作为范式的发明人，不应该不关注追随者，然而这个发明人的注释却自始至终只征引自己的文字。
虽然有可能是库恩的范式理论有了新发展，而我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