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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期，世界上有100万难民。到90年代初期，世界上有1700多万的难民。除难民外，世界上还有更多的移民，有非法的和合法的。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前苏联的公民来说，美国是梦想中的目的地，其次是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移民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一个人从自己的祖国移居到其他的国家，从来都是为了追求幸福和财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默多克所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也相信美国梦。但是，他的动机又太简单，似乎太实际了。
故事发生在1985年8月4日，在曼哈顿的一个地区法院。在这里，一般的移民，往往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等在大厅或过道里。他们期待着那一神圣的时刻，就像步入天堂一样。当他们进入法庭时，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递上自己的申请书。
鲁珀特·默多克和安娜带着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两个儿子拉克兰和詹姆斯，分乘两辆汽车，直接驶入法院的地下停车场。他们从那里乘电梯直接进入了法庭，避开了新闻记者们。他们被迎接人法庭，法官谢丽·克拉姆早已等在那里，他宣读了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澳大利亚的报纸记载，1985年8月4日上午10点55分，鲁珀特·默多克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他把他的手放在胸前，面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以及在场众人宣誓，抛弃了澳大利亚联邦，他1931年出生之地。
仪式结束后，《纽约邮报》发表了当天默多克及其家人与克拉姆法官握手的照片。默多克上了一辆车，而安娜和她的孩子们上了另外一辆车。安娜和孩子们并没有改变国籍，他们仍然是澳大利亚公民。这一年，伊丽莎白17岁，拉克兰14岁，詹姆斯12岁。
新闻记者们，特别是澳大利亚的记者们，像一群马蜂一样，紧紧地尾随着默多克的汽车队。他们想知道的是，不再当澳大利亚人会是一个什么滋味？默多克的车遇上了红灯时，一个澳大利亚电视记者凑到了默多克的车前。车窗紧关着，默多克冲他微微一笑，车开走了。
安娜·默多克不那么粗鲁，她放下了车窗玻璃。一大把麦克风齐刷刷地送到了她的面前。“您对您丈夫改换国籍是怎么想的？”记者们问。她回答说：“我为他感到高兴。”
有一些人为此感到怒不可遏。《每日新闻》有一位名叫布里斯林的脾气暴躁的专栏作家，把默多克描绘成一个小人。
在澳大利亚，对默多克改变国籍的反应主要是感情上的。默多克的母亲向悉尼《新闻早报》承认，乍一听说这个消息多少有些难以接受，感到一种苦涩。但默多克本人却坚持说：“我没有割断与澳大利亚的任何联系，对澳大利亚的感情没有丝毫的改变。如果我必须变一下我的护照的颜色，那么就让它变吧。”
安娜·默多克私下里说。她最初也被他丈夫的做法吓了一跳，放弃澳大利亚国籍！“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这么做。我那时才认识到他的进取心是多么地强烈。”
她也有她的进取心，当她的丈夫改变了国籍时，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她自己的想象》这本小说是关于女人勇敢地追求男人的世界，情节非常动人。看得出她是充满了感情，很投入地撰写的。在她的小说中，女人所拥有的是感情，而男人所拥有的只是野心和胆怯。
现在的安娜·默多克依然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性。她40岁，衣着得体，谈吐犀利。显然，她很有个性，独立意识很强。当她出版自己的书时，一些采访者才发现，尽管默多克本人非常有名，一举一动备受各界关注，但他的家庭却始终保持着神秘色彩，外界所知甚少。他们令人羡慕地保护着自己的隐私。
第十一章 瓦平之战
萨赫的尝试
默多克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
新的计算机排版系统
秘密被泄露了
工人们决定罢工
默多克胸有成竹
工人们中了默多克的针
默多克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但没有一次比在伦敦瓦平的那次更加险恶，更加残忍。
到1985年年底，由于收购福克斯公司和”城市传媒”公司，默多克的债务大增。这意味着他需要从英国的“摇钱树”和“奶牛”上摇下比以前更多的钱，挤出更多的“奶”来。但“舰队街”的工会很棘手，使他非常“撮火”。默多克知道，如果《太阳报》、《世界新闻报》和《星期日泰晤上报》工作人员高效率地工作，他是能够大大地提高他的利润的。
他需要的是达成一项协议，不中断报纸的出版而采用新技术。对于默多克和其他出版商来说，新技术意味着“一次性排版”，这样，记者和广告制作人员可以直接地排版，而无需印刷工人的帮助。
在1982年，他的总经理伯尔特·哈迪，曾经建议默多克在“舰队街”外面新建一个印刷工厂。哈迪认为，仅仅是由于《太阳报》发行量的增加，他也需要这样做。默多克起初热情不大，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投资，而且明显会与工会发生冲突，这两点他都不喜欢。但最终他同意建一个工厂，但用他的话来说，只是一个“印刷车间”。
哈迪选了一处地方，是伦敦东区旧城的瓦平。这个地方离著名的伦敦塔不远，步行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如果从城里乘出租车更没多远，但对于“舰队街”的男男女女来说，这个地方太靠东头了，简直远得像在莫斯科。这块地方有一些很好的房子，新闻公司得到政府的允许，将许多老房子都推倒了。这引起了保守主义者不停地抗议，因为它们是英国保存最完整的“文物古迹”，代替这些老房子的是伦敦最难看的一座现代工厂。
无论是默多克、哈迪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指望这栋新建筑除了做一个印刷工厂外，还有其他什么用处。报纸排版仍然像从前那样在伦敦市中心完成，而记者们也将无需参与进来。但工会坚持认为，如果他们要搬进新工厂，“舰队街”原来的规矩和办法也必须一同随他们搬进来。
到了80年代中期，伦敦所有的报纸几乎都遇到了经济困难，尤其是《电讯报》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与默多克一样，《电讯报》也是在“舰队街”外面建了一座工厂。到1985年，《电讯报》面临破产边缘，它的老板洛德·哈特维尔被迫投靠了一个加拿大企业家和报纸出版商孔拉德·布莱克，以寻求帮助和接济。被无休止的斗争弄得精疲力竭的哈特维尔，几乎是很自然地将他的家族的产业，拱手送给了布莱克。
默多克常常喜欢引用《泰晤士报》专栏作家贝纳德·莱文的话来批评“舰队街”的报纸。默多克曾经抱怨说，他在圣·安东尼奥只雇佣四个人来印刷报纸，在芝加哥雇佣五个人，在纽约和悉尼分别各有六个人，而在伦敦，是18个人。“这些人拿的工资至少是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
在70年代期间，英国的地方报纸开始逐渐地采用新技术，利润额也随之上升，因而工资也跟着提高。伦敦的报纸引以为戒，没有胆敢跟着这样做的。老资格报纸的老板们学习的不是默多克，而是一个新来的人，名叫埃迪·萨赫，他在切尔西的瓦灵顿经营着一个报业集团。
萨赫对于印刷工会的要求和战术忍耐不住了，决定引用新的法律打散他们。撒切尔政府在1980年和1982年通过了《贸易联盟改革法案》。工人对“撒切尔主义”颇为愤怒，焦点集中在瓦灵顿的纠纷上。萨赫的广告办公室和助手们被大约4000名水手、矿工和其他参加进来的各种活动分子揪出来，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暴力、骚乱，甚至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这一次，“全国绘图协会”被罚款50多万英镑。在瓦灵顿，因报业的纠纷让工会付出的代价高于老板，还是第一次。
萨赫成为撒切尔时代的英雄。《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安德鲁·尼尔很是崇拜他，他鼓励萨赫办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再获得新的成功。萨赫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准备。但他不明智的是买下了非常昂贵的彩色印刷机，他想自己来完成印刷工作，而不是让外面的印刷商来做。他还买了计算机系统，想在屏幕上直接进行文字输入与排版，这太复杂了。
最后，萨赫自己没有能够像他想象的那样使报纸获得成功，但他的举动和尝试对报纸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萨赫曾经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领导人埃里克·哈姆蒙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