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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管许多行政干部是卡尔多年的朋友，默多克还是坚持卡尔今后只能通过他来同他们联系。他要求卡尔从这个集团的子公司中退出。在命令的程序上，他不允许有任何的混乱。而且，他把卡尔的儿子派往澳大利亚至少一年。或许是一年半，进行“严格的培训”。这样就把儿子从父亲的身边给支走了。而在澳大利亚，这个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事做。
24小时后，卡尔被用直升机送到了伦敦，接受紧急治疗。他的主动脉的一根塑料管破裂了，被取出来，动脉被封上了。他腿部的血液供应是靠管子，从他胳膊上引下来的管子。
接下来，默多克又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尽管他在书面上许诺，向股东们保证过，威廉爵士将留在董事长的位置上。默多克驱车到卡尔的家中，当时卡尔在家中养病。他告诉卡尔，他希望他让出这个职位。卡尔病得实在是无法抗争了，他极其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最后通牒。他告诉萨默费尔德：“许多年来我一直是把报纸看作是一个愉快的地方。如果默多克和我不一致，可能就不愉快了。我决定走了。”1969年6月，他辞职了。在一次董事会上，默多克被选为总裁。这项提议是由克利弗·卡尔提出的，他说默多克得到了卡尔家族的全力支持。这一提议默默地被董事会接受了。
卡尔家族感到他们被出卖了。默多克最初同意他不会将自己所持股份超过40％，而卡尔家族的成员将保留董事长的位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卡尔家族才同意了默多克的介入。但是，默多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撕毁了这一协议，买了杰克逊的股票，并最终将卡尔家族排斥在外。“这笔交易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威廉·卡尔后来说，“卡尔家族为默多克如此艰苦地战斗，指望的是他尊重它。”
《世界新闻报》的主编要比威廉爵士难对付得多。萨默费尔德自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在这份报纸工作。在威廉爵士时期，他一直被允许按自己的方式办报。默多克不看重萨默费尔德，把他看作是一个傲慢自大、华而不实的势利小人。出于这个原因，萨默费尔德被告知不能再按着他过去喜欢的那种独立的编辑作风行事，并且保证，如果他必须要离开，他将得到适当的补偿。默多克甚至认为，萨默费尔德会自动离职。这样默多克就可以不用履行合同，支付他的全额的薪金了。
默多克从来都不能容忍一个主编自行其事，按自己的观点发表文章。“作为老板，最终是我对我的报纸的成功或失败负责。”他1969年这样说。
“一份报纸的成功或失败依赖于它的编辑方法，当我看到一种途径能加强编辑力量
时，为什么我不能干预呢？那让我来做什么呢？闲坐在那儿，眼看着报纸走下坡路？就是
因为我不应当干预？简直是开玩笑！这就是《世界新闻报》开始衰败的原因。”
默多克命令萨默费尔德解雇一些报纸的专栏作家，如负责写航空方面报道的道格拉斯·巴德尔——英国的战斗英雄，由他来选择人接替他们。他还通知萨默费尔德，没有他的同意，不能向国外派记者。当萨默费尔德对这些干预进行抱怨时，默多克说：“你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1969年夏，当萨默费尔德去西班牙度假的时候，默多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动作，对报纸进行了新的设计。萨默费尔德匆匆地赶回伦敦，反对默多克的命令。然而，尽管在许多方面不一致，他还是帮助默多克得到了讽刺性杂志《偷看》，至今仍然在默多克的手里。它是《世界新闻报》的一个经典故事。
克里斯汀·科勒尔是一个漂亮的应招女郎，她的故事关系到冷战期间国家的秘密。约翰·普罗福莫和一个苏联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尤金·伊凡诺夫，在1962年曾经使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尴尬万分。普罗福莫向下院撒谎，拒不承认，后来承认了，并因此引咎辞职。
《世界新闻报》支付给科勒尔23000英镑，以获取对丑闻的回忆录。由于这一原因，它受到了“新闻委员会”的非难、指责。新闻委员会是个半官方的实体，负责监督报纸的行为。
1969年夏，科勒尔对这一事件到处散布新的“说法”。为了增加销售量，萨默费尔德打算再次刊登它。默多克起初有些犹豫。因为普罗福莫在离职6年来一直在伦敦东区服务，处境悲惨，他以虔诚的悔过行为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是，《世界新闻报》为了这个回忆录已经支付了21000英镑。取舍与否？真是令人头痛。
“新闻委员会”在丹尼斯。汉密尔顿的怂恿下，由《泰晤士报》的主编要求对此事进行彻底的调查，而萨默费尔德和默多克则拒绝参加。委员会又一次指责《世界新闻报》。汉密尔顿后来说：“我认为向默多克表明这是重要的，这种方式在英格兰行不通，这儿与澳大利亚不是一个地方。”
赫南，英国著名的天主教红衣主教，取消了一项为《世界新闻报》撰写文章的协议。而对此事负有责任的萨默费尔德非但没有认错。还告诉《每日邮报》说，他很不理解红衣主教为什么不希望通过《世界新闻报》的版面向5000万罪犯演讲。
默多克开始认识到他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当他读到萨默费尔德对红衣主教的指责时，非常生气，匆匆写了封信给赫南。向他表示道歉。他告诉萨默费尔德，今后要想说什么，必须先同他打个招呼，因为风险不只是《世界新闻报》承担。
但是，默多克只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抵挡得住的。他曾经说：“只要准喜欢，只管嘲笑或嘘他，我能多卖出15万份报纸就行。”这当然是很坦率。出大价钱买下回忆录，其目的就是多卖出报纸。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承认普罗福莫可以被原谅，但又说，他的行为是不应被忘却的。当默多克接受“伦敦周末电视台”记者戴维·弗罗斯特的采访时，最糟糕的时刻到来了。
在这个时候，弗罗斯特有英国”首席电视检察官”的美名。他在电视观众面前采访客人，如同审理一宗案件。
弗罗斯特正襟危坐在他的大椅子上。默多克试图说，《世界新闻报》的文章焦点集中在丑闻的议会方面，工党的作用等等。但弗罗斯特指出，第一周所刊载的东西完全是性的描写。默多克辩解说，在系列中，有一些新披露的事实——但他不能公开这些人的名字，没有命名标题。坏事来了！
在商业广告之后，弗罗斯特让电视屏幕上显示出他先前制做好的一个节目，是采访赫南大主教，这是另外一个弗罗斯特，在电视上，他就像一个好斗的侦探，面对着他的受害者默多克。而与大主教在一起，他却显得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大主教表示，他对《世界新闻报》的卑鄙行径感到震惊，他关心“这个出色的人”普罗福莫。
默多克掉进了电视陷阱，随着弗罗斯特运用技巧，默多克似乎是一个不正直，善于诡辩，妄图蒙混过关的小人。
采访过后，弗罗斯特带着火冒三丈的默多克去会客室，安娜等在那里。他请他们喝饮料，但安娜轻蔑地对他说：“你的好客，我们已经领教够了！”默多克离开这座大楼时发誓，他要买下伦敦周未公司，解雇弗罗斯特。
这件事情伤害了默多克，使他极为愤怒。他感到他再一次成了英国卫道士、伪善小人的牺牲品，就如同他当年在牛津时一样。安娜·默多克则觉得受到了弗罗斯特极其无礼的侮辱和耍弄。她发现难以在英格兰交朋友，这一事实，她部分归咎于英国的特性，部分原因是科勒尔事件。
他们能够经常从伦敦去纽约访问。他们发现纽约既让人兴奋，也更友好，最终他们决定搬到那儿去住。但首先在伦敦还有另外一场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第七章 “舰队街”
“魔鬼工人”
马克斯韦尔“栽了”
默多克得到了《太阳报》
控制“伦敦周末电视台”
政府当局排挤默多克
一件可怕的事情
回到悉尼
60年代末的英国，己很难再寻到往日帝国的辉煌，许多产业都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但在所有重要的产业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像报纸出版业那样暗淡，没有一丝生气。许多报纸都一直亏损，负债累累。即使没有亏损的报纸，也是利润微薄，更有说不尽的苦恼，报纸的经理们和印刷工会之间不断地争吵，似乎有打不完的仗。
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50年代的《快报》。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