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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金融学教授也被迫辞职。人们发现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用了与他们过去文章中一模一样的句子。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他们从1995至2001年所发表的二十三个研究报告中存在着学术上以弄虚作假、抄袭以及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发表新研究的做法。
——美国在学术诚实上的道德标准之高，对违反规范者的处罚之重，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诸位读者所难以想象的。也许你会认为，抄袭这种事不算什么，许多人都在这么做，而且也不容易发现。请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这种行为，只要被抓住一次，你的学术生命就结束了，而且今天也有专门检查抄袭的电脑软件，别人真要来查你，是很容易做到的。 最后，我要给予来西方求学的中国学生一个忠告：同胞们，要警惕哪！
走上大学讲台（1）
我拿了学校的经济资助，因此要为系里提供劳务。这种工作通常有两种形式：或是研究助理，那是当教授的工作助手；或是教学助理，其实是承担教学任务。我更喜欢第二种，因为有独立工作的机会。由于情况特殊，我进入博士项目后的第二年就踏上了教学讲台。 我到宾州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在纽约度过，在中文报纸《北美日报》当工商记者，直到开学前一星期才回到学校。刚到家，就听到系主任秘书留下的电话录音，要我马上去见系主任。当天下午我就匆匆地赶到了学院办公大楼。
在系办公室遇到秘书璐比，她故作神秘，告诉了我最新消息：国际商学的三个教授，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辞呈。丹尼尔教授是去主持印第安纳大学的国际商学专业，奈教授已接受了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的教职位置，而克里西教授则去国际银行界发展。 在我读博士时，全球经济是方兴未艾，国际商学这一学术专业正在崛起，所以该领域的专业人才也就比较流动。像丹尼尔、奈、克里西这样的教授，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离去的，这对我们博士生的求学，却是极为不利的。 恰在这个时候，在我之前入学的三个博士生也都退了学：徐宁因与崔教授的冲突而离开了学校；美国学生安得鲁去一家共同基金组织做经理，他被年薪九万所吸引；还有一个印度学生要回去担任日本索尼印度分公司的财务总监。 璐比小姐还告诉我，系主任正在为我们国际商业专业的人事变动着急。因为事发突然，下学期连开国际商务课的教师都不够了。 我去见巴考斯基教授时，他显得很高兴。也正好快到下班时间了，他建议我们先去进晚餐，边吃边谈。然后他开着车，载着我去了镇上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在那个时候，我只是人微言轻的研究生，却受系主任邀请，与他同坐一桌，共进晚餐，真是皇恩浩荡。我受宠若惊，不胜荣幸之至。在浏览了待者递上的菜单后，他点了龙虾套餐，而我却诚惶诚恐，只叫了一份最便宜的肉丸意大利面条。
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需要我的支持。他要我下学期教两门《国际商学原理》的课。那是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而所谓的“下学期”也就是四天后，从下星期一开始。 我大吃一惊，到最后关头才分配给我这样的工作，实在太仓促、太艰巨了。而且，博士生通常要在修完课程、通过综合考试、进入撰写博士论文阶段时，才会承担教学工作，因为那时已积累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做论文研究在时间上又较为机动。然而，即使他们也只需每学期上一门课。 我坦白地告诉他，这太意外了。我没有讲课的经历，甚至都没有以中文母语教学的经验。我还提到了校方的规定：所有上讲台的研究生自己必须先修完教学培训课程，而我尚未完成此课程。 他说他有办法避过学校规定的限制。最后他说：“我完全信任你，你有能力胜任这两门课的教学任务。” 他是迫于形势，我也不便再推辞了——就这样地，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承担起了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而且我同时还需承担自己的学习压力。 ——这样的工作分配对我是困难的、也是不公平的，但系主任是出于无奈。他后来一直对我很好，在我与崔教授的冲突中，他也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给了我力所能及的保护。我想也是因为我在重要关头为他分担了部分的压力，并且竭尽全力地完成了任务。
事实上，我要感谢系主任，他原也可以取消这两门课程，那么我也就丧失了这时势造英雄的机会。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的第一堂课，那是一段令人汗颜的经历。《国际商学原理》是商学专业的共同课程，所以是一个大班的课。我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鼓起勇气向下面的听课学生望过去。那是一个梯型大教室，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百多名学生，白、黑、黄，什么肤色都有。 我站在那里，两条腿在微颤着，都难以控制，教室里有冷气，可我却头冒冷汗。讲课时，我都不敢以手势做辅助，因为如果我举起手臂就露馅了，我在发抖。 我将每句话都写在纸上，而且全部都背下来了，可我还是很紧张……我为准备第一堂课，花了很多时间，内容也很充分。可我把准备好的话都讲完后，瞄了一下手表，还只花了一半的时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说了。我灵机一动，说，这是第一堂课，所以提早结束。 在那个学期中，我每次走在去教室路上，心中所担心的就是所准备材料若不够讲怎么办？ 第一次当老师，压力是极大的。每堂课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而且往往是在前一晚上先把要教的内容弄明白，然后第二天再到课堂讲授。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做批发商的，现买现卖。有个精彩的美国式幽默：“研究生讲师和教授的差别是在于，前者的进度比学生早一个章节，而后者的进度比教学大纲晚一个章节。”（A graduate teach er is one chapter ahead of students
and a professor is one chapter behind the schedule。） 万事开头难。
有过首次教学经历后，我每学期分派的劳务就是教课了。这样我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就比其他博士生更多，有人觉得我吃亏了，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提高了英语的口头表达能力，这对我职业发展极为有利。 如今，我站在讲台上已很自信了，只要列出一个提纲，就可以开始讲课，时间也掌握得比较好。即使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授课环境，也感觉自如，而且下面听众越是多，我越是感到兴奋，发挥得也越是精彩。连我自己都有些奇怪，因为培训我们教学能力的美国教授也坦承，她每学期走进第一堂课的教室时，都会有种紧张的感觉。可我却完全没有。其实我是比较腼腆的，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或参加公共社交活动时，都会有一种紧张感。可当我登上了讲台，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可以滔滔不绝，完全不感到害羞。我已经锤炼到“炉火纯青”、“厚颜无耻”的境地了。
——我想这就是职业的训练。所以，假如你生性内向，怯于在大众场合下讲话，请不要看轻自己，也不要放弃，应积极寻求锻炼的机会，你也可以成为公共演讲者。
祸从口出
教大家一句有用的英语俗语：“Watch your mouth！”意思是“注意你的嘴巴”，但实际意思是“讲话时要留神，不要说走了嘴”。美国是个民主社会，但并不是一个言论绝对自由的国家，你如果信口开河，很可能会招致麻烦。我就有过这样的教训。 在实际教学中，我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讲课和评分方式。
在第一堂课上，我就会宣布成绩是靠自己“挣来的”，并公布一个计分公式，学生通过作业、小测验、期中和期末考试来累积点数，向自己要争取的期末成绩努力，这很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如果学生对自己的考试分数不满意，也能通过额外努力来改善成绩。他们可以写一个学期报告，这个报告的分数也加入累计点数来决定最终成绩。学期初，学生大多都不愿意做额外功课，但在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有些学生就需要考虑这一选择了。这已成惯例，期中考试成绩一公布，就会有学生在课堂上问：“老师，这次的学期报告有什么具体要求？”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报告的长度，这是个每次必问的问题。这已成为惯例，期中考试成绩一公布后，就会有学生在课堂上问：“老师，这次的学期报告有什么具体要求？”而我的回答是：“我没有限定报告的页数，但它的长度应像女孩子的裙子，要短得带有挑逗性，但又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