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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瓦戈医生》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把手稿给朋友看,并组织小型朗诵会。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当中,大多数对它不满意,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们说他们对我有过更高的期望,他们认为小说苍白,低于我的能力,当我知道这些反而高兴地笑起来,仿佛这些咒骂与谴责是一种表扬。”
1952年秋天,他因心肌梗塞住院。在死亡线上挣扎时,他似乎进一步领略了生命的意义。他在病床写给朋友的信说:“我悄声低语: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语言——是恢弘的音乐,感谢你使我成了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一生中你都在为我准备这个夜晚的来临。我感到欢欣鼓舞,幸福使我泪流满面。”
1955年《日瓦戈医生》接近尾声,鲍里斯写道:“我近些年的生活如此充实、洁净,沉浸在我所热爱的作品中,对我来说,它是灵魂上几乎持续不断的节日。我很满足,我为它而幸福,而小说就是这幸福的发泄与表达。”
《日瓦戈医生》二十五首诗中的一半,于1954年春在文学刊物《旗》上发表,余下那些与宗教有关的,在他生前未能在苏联问世。然而手稿却广为传抄,被人们牢记在心。
1956年9月,《新世界》杂志正式拒绝出版《日瓦戈医生》,由主编和其他几个编委签署的退稿信否定其价值。而在此之前,一家意大利出版社驻莫斯科的代理人得到一份手稿,带回意大利。原定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首先在国内出版,却一再拖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在米兰问世,接着又出版俄文版,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短时间内遍及全世界。
1958年10月,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个电报:“无比感谢,激动,自豪,惊奇,惭愧。”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我无比幸福,但您要知道,从此我就会变成孤家寡人,这是一个新的角色——孤独者的角色,我好像生来就该如此。”
他立即遭到官方发动的围攻。报刊上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为此专门开会。鲍里斯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去参加,写了个发言提纲。他说,他不指望得到公平对待,但请大家记住,将来迟早还得为他平反。在结尾处他写道:“我事先就原谅了你们。”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官方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到他的别墅去示威游行,但遭到大部分学生的抵制。他和一个住在附近的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楚瓦士诗人艾基(Gennady Aygi)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鼓励下,艾基开始改用俄文写作。由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艾基被踢出高尔基文学院。
更进一步的压力是驱除出境,那等于流亡,鲍里斯不得不放弃诺贝尔奖,写信给赫鲁晓夫,请求不要强迫让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由于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干预才罢休。与此同时,他每天从国外收到大量读者的信件,以及朗诵和演讲的邀请,其中包括加缪、T.S.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等国际知名作家。他们借各种形式表示自己的同情和支持。
风暴渐渐平息下来,鲍里斯重新回到自己的写作中去。1959年1月,他完成最后一本诗集《天晴时》中的最后一首。他在诗集卷首引用了普鲁斯特的格言:“一本书是个大墓地,其中你不再会读到大多数墓碑上被湮灭的名字。”
1959年夏天,他开始写剧本《盲美人》。1960年初,他开始感到背痛,后来发现这是肺癌的症状。
十二
1960年年初,奥尔嘉最后一次来看望帕斯捷尔纳克,她第二天就要回巴黎了。帕斯捷尔纳克让她早点儿来,在午饭前。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奥尔嘉到的时候,他刚散步回来,带奥尔嘉来到他的书房。从房子深处传来欢快的回声,显然他的家人正聚在一起。书房在二楼,很大,只有一张靠窗的写字台,几把椅子和一个沙发。窗外的雪原在闪耀。浅灰色的木墙上钉着许多明信片,大都来自国外。其中不少带有宗教色彩,显然与《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有关。
大概由于早晨的散步,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身穿一件海军蓝运动衫,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阳光穿过窗户,好似春天。奥尔嘉隔桌而坐,她希望时间慢下来,但三四个小时一晃而过,午饭的时间到了。当他们下楼来到餐厅,家人已经坐定。“他们像不像一张印象派的画,”帕斯捷尔纳克说,“在背景中的天竺葵和午后的光线中?简直就像一张古劳明(ArmandGuillaumin,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
帕斯捷尔纳克进入餐厅时,家人都站起来。其中有他的妻子季娜伊达,他们的小儿子、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兰亚,还有他的弟弟弟媳,以及季娜伊达的前夫钢琴家奈高兹。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及肖邦的权威,李赫特是他最有名的学生之一。他蓄着老派的白色唇须,虽说上了岁数,但很迷人。
奥尔嘉坐在帕斯捷尔纳克右边,他夫人坐在他左边。白色的亚麻桌布上绣着红色十字,花瓶里插着一束含羞草。桌上摆着水果、鱼子酱、腌咸鱼和蔬菜色拉。帕斯捷尔纳克给大家斟上伏特加,还有一种通常在乡下喝的自酿啤酒。季娜伊达说,由于发酵,啤酒塞有时会在夜里进出来,像枪声,把大家吵醒。
话题的中心先是海明威。他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一本新选集刚在莫斯科出版。
季娜伊达和弟媳认为海明威很单调——无穷无尽地酗酒,很少有什么事发生在主角身上。帕斯捷尔纳克沉默片刻,开始为海明威辩护:“一个作家的伟大和主题无关,只和主题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作者有关。这种风格浓度的结果,要把这浓度计算在内。而你们感觉海明威的风格是铁的、木头的……”他用手在木头桌面上给他的话加上标点符号,“我钦佩海明威,但我更喜欢我所熟悉的福克纳。《八月之光》是本了不起的书……”
话题又转向音乐。帕斯捷尔纳克和奈高兹谈起肖邦。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多么热爱肖邦,“我所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肖邦用旧的莫扎特的语言说出全新的东西——形式在其中再生。尽管在西方肖邦恐怕多少有点儿过时……”
奥尔嘉提到她喜爱的一个肖邦的演奏家,帕斯捷尔纳克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怎么,他转向他正在读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提到他在托尔斯泰死前头一天的演讲,题目是“象征主义与永恒”,讲稿早已丢失。“其中谈到艺术家将死去,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如果抓住既个人化而又有普遍性的形式,就等于能让别人通过他的作品再生。”
“我总是喜欢法国文学,战后法国的写作获得一种新的音调,少于词令。加缪之死对我们所有的人是巨大的损失。”奥尔嘉—亡午刚到时,告诉他加缪出车祸致死的噩耗。
最后土:来的是茶和白兰地,,帕斯捷尔纳克突然看起来很疲倦,变得沉默了。奥尔嘉被别人问及西方的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当人家慢悠悠地喝茶时,光线转暗。奥尔嘉看了看表,起身告辞,她要回旅馆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回巴黎。
帕斯捷尔纳克陪奥尔嘉走到门廊,在蓝色多雪的夜晚告别。他握住奥尔嘉的手,让她尽快回来。他再次让她转告国外的朋友们,他一切都好,尽管没有时间回信,但他想念他们。奥尔嘉走出门廊,踏上黑暗中的小路。帕斯捷尔纳克突然呼唤她。巧合的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红颜知己名字一样。奥尔嘉转过身,最后看了他一眼:他光着头穿着运动衫,站在门口的灯光下。
“请别在意我说过不回信的那些话。给我写信,用任何你喜欢的语言。我一定回复。”他最后说。
几个月后,即1960年5月30日晚11时20分,帕斯捷尔纳克与世长辞。官方刻意保持低调,只在几家和文学有关的报刊上发了短讯。6月2日,成千上万的人从莫斯科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世界著名的钢琴家李赫特和尤金娜赶来,为他轮流弹奏乐曲,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四岁时,和托尔斯泰一起听到他母亲弹奏的柴叮夫斯基《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还有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志愿者们轮流抬着那打开的棺材前往墓地。有个小伙子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