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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T和W的叙述，一个意念在我心里萌长起来，利用夏天在北温泉的空暇，我开始读了一些医书。最后，现代细菌学泰斗而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诗人的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将我魅惑住了，我贪馋地读完了这本书，又到各处图书馆去找到了一些他发表在前年《大西洋》杂志上的那篇有名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More True Than Poetry），我决定了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我们悲剧里的英雄，同时，把我的企图集注在《老鼠。虱子和历史》这本书上的结语：伤寒还没有死，也许，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
野蛮和愚蠢是什么？有常识的读者可以想到：贫穷，牢狱和战争。——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学技术的活动，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Zinsser早已证明了战争、虱子与疫病之间的关系了，西班牙战争之后勃发在佛朗哥集中营里的伤寒和其他的疫病，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了，我不忍想象希特勒铁蹄下的黑暗欧洲的卫生状况，我更不忍想象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里的同胞生活！
可是，这还是“随伴”着战争而来的灾害呢，法西斯还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乱、伤寒、黑死病的细菌弹吗？死于自发的和人为的疫病之外，“战争”本身不还每天每天的杀伤着千万年轻有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吗？我禁不住借了一个剧中人的口，讲出了我自己要讲的话来：“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法西斯主义不消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都只有徒托空言，科学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长。“
对于医事科学我是十足的外行，所写的在专家眼中也许幼稚可笑。但， 我确信着我所做的结论：“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我希望这拙劣的习作，对真诚地献身于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医学学徒们，能够提供一些人生路途上的参考。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胭脂。油画与习作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二
去年秋，《愁城记》在重庆上演（那时候，我远在香港），M兄看见了这出戏，觉得导演演员都十分成功而卖座相当凄惨的时候，在他给我的信中引了“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之句。他，似乎是在代我愤慨。其实，引用这两句诗，已经是一种出于友情的对作者的宽容与宠纵了。从这两句诗的字面，不已经确定了作者“能够”画牡丹这一前提了么？
但在我，坦白地说，愿不愿画之前，还随附着一个能不能画和能不能画好的问题。一个想要从事于绘画的人，我想，各种形象，各种色彩，都应当尝试一下的，尽管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色彩，怎样表达作意，都可以一任作者的主观和偏好，但是，在画布上有自信地调彩作画之前，能够使之像一朵花，像一瓣叶，像一个人的肢体，也自有它基本上的必要吧。年轻的画家们在画室里兀兀孜孜，画石膏，画裸体，画苹果，难道他们终极的目的是在成为一个石膏、裸体、苹果的画家吗？名画家们手本上的一勾一抹，一些造意的素描，也许依旧可以供后人的参考与随喜，但很明白，这些都只是一个画家非跨过不可的“作品以前”的东西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从事于新的艺术，我老觉得是一件幸而不幸的事情。一方面说是寂寞，但另一方面却也在每个人前面展开着许多诱人取巧的捷径。多买胭脂，将色彩的堆积当作牡丹，这是捷径之一。一方面因为没有鸟而满足地将蝙蝠当作飞禽，他方面将分不出枝叶色彩与线条的凑合叫作“作品”而沾沾自喜，不也是习见的现象吗？——这种现象常使我憬然。自己，还正在一个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呢，当然，有时候从画室里出来，看看世界，偶有所喜，偶有所感，不觉也在画本上勾描几笔，这一是为了练习，二是为了保存一些容易被时光冲淡的形象。这些“作品以前”的étude，充其量，也只能逗熟朋友们的一笑而已，不幸得很，这些étude不仅被当作“作品”，而且还被当作了商品！出身限制了主观，经历限制了生活，技术限制了形象，“凄惨”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吗？
几年来，由于朋友们和观众的宠纵，有所喜和有所感的，常常使我放胆涂抹，凭着一个知识人的良心，我相信所喜所感的还不会离开自己所该担负的责任太远。但，我诚实自供，我还没有把握将我所喜所感者如愿地传给我的读者与观众，天真的批评家们将我所勾抹的评为“素描”，评为“淡彩”，那我将惶恐地回答，因为我十余年来的摸索才找到了做人和治学的门径，因之那些étude并不是“作品”。
《法西斯细菌》上演中，D告诉我从偶然的机会，在旧货市场中买到了些油画颜料，他说：“在绝对没有油画材料和工具的时候，当然要用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各种工具的表现中，还是要画油画才好，这也不一定是学院派吧”，作为一个以绘画为终身事业的人，我想这要求是合理而自然的，谁能把一个不能master油画的人叫做画家？我在此更痛切地感到有从速毕业于素描阶段之必要了。人物不能凸出，性格不能鲜明，结构不够坚实，表现不够强烈，这都不是可以用什么“风格”之类的美名来辩解的。要画油画，我还得从基本学起。《法西斯细菌》中不是写下了这样的话吗？“我的身体还不算坏”，“我还有一大段的时间”，我侥幸着还有一份不肯服输的健康和斗志。
从戏院回来，已经是上午两点半了，鸡在啼，山城的夜雾还是那样的浓重。拥挤在戏院门口的观众，反映在几千双眼睛里的他们的感情起伏，那样地为着一个“习作”而流汗的演员和工作者们的声音笑貌，和表现在舞台上的我所描画的那些浮光掠影般的人物的形象，混淆地扰动在我的心中。责任是如何的重大，而力量又是如何的渺小！
一九四二年十月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公式。符咒与“批评”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三
《老鼠。虱子和历史》，《胭脂。油画与习作》，——这两篇短文本来是写了作为拙作《法西斯细菌》单行本的“后记”用的。应需要，前者曾发表于桂林《大公报。文艺》，后者曾发表于《野草》，这都已经是去年秋间的事了。现在遭遇阻障，单行本出版无期，不能不变更性质，而成为“无书之跋”了，趁机会，我想添写几句，作为后记的后记。
这出戏上演前上演后，我有幸听到了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的意见，除在此次成都公演中改正了一些缺点之外，我得再在这儿对朋友们表示友情的感谢。但，我更有荣幸，也一再的拜受了所谓“批评家”的“批评”，我懂得作为一个作者应有的仪礼，所以即使是不能拜嘉的“批评”，我也保持了沉默。可是，中国也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出于常情思忖之外，不仅一方的沉默可以产生奇怪的揣测，而且，被判为“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和“难免失败”也可能在流言中被认为定案。我从不讳言失败，这本戏的技术上的失败也早在意料之中，但，对于企图用教条和八股来代替批评的“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尽管我手头还没有一部“名词大全”和“术语观止”，我还不想避忌论争。
说实话，我的理解程度（不，应该说是语文程度）实在读不懂黄芜茵先生的“批评”，环诵再三，我才好容易从一大堆术语中间找出了一些比较容易了解的责难。责难之一，说我没有“彻底击破”“一般寡头统治阶层所发明和倡导的”“科学至上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