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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闹市找旅社，事有凑巧，当我走进中央大饭店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卜少夫。卜是反共专家，原来在重庆办一份叫《新闻天地》的杂志，但三十年代初他在中华艺大读过书，所以见了我还叫我“老师”。这一下我觉得有办法了，我说，刚下飞机，找不到旅馆，你给我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复员的人太多，找房间不容易，然后很慷慨地说：“如不嫌弃，就在我房间里挤一下吧。”原来他月初就到南京，租了一间双人房，还空着一个床位。于是我就实行“国共合作”，在他房间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三轮车赶到火车站，不明市价，抓了一把伪币给车夫，可能是给多了一些，这位三轮车夫十分巴结，给我叫来了“红帽子”（从前火车站的搬行李的工作都戴红帽子），给我提行李，还特别关照，“这位先生是重庆来的。”到售票处，已经挤满了人，这位“红帽子”对我作了一个眼色，要我跟他走，就顺利地通过检票处，一直送上了头等车，我正要付钱，他就给我找来了车上的服务员，并代我说：“这位先生是重庆飞来的，你给车上补票吧。”我掏出伪币来，“红帽子”却笑着说：“先生，给我一张老法币吧。”我满足了他。我不知道到上海要多少钱，就把伪币全拿出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到上海北站”，指着伪币让他取，他数了一下，说还不够，于是我又只能拿出五块老法币来，他高兴地给我补了票，还给我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也许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优待或者特权，也可以说是不正之风吧，可是在那个时候，千千万万受尽了敌伪压榨的人，对从大后方来的人表示一点好意，给一点方便，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沦陷区人民的一点爱国的心意吧。
火车开得很慢，到上海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到爱文义路至德里我岳父家里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地点好像在愚园路，我已经记不起了。奇怪的是不待我说约定的口号，开门接我的竟是我的老熟人沈德无。二十年代末我就在蔡叔厚家里认识了她，她的爱人江闻道也是我的朋友。我交了介绍信，她说这儿是联络站，介绍信立刻可以转去，但是老刘（刘长胜）这几天不在上海，你休息几天再说吧。我告诉了她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很急，“报纸早出一天好一天”，所以把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希望尽快见到梅益或者徐迈进。
当天晚上就接到了梅益的电话，约我明天上午到朱葆三路二十五号二楼十一号见面。
朱葆三路二十五号是一幢中等水平的办公楼，我上二楼就看见一块“新 华日报筹备处”的招牌，推门进去，徐迈进和梅益已在等我。他们租了两大间办公室，很宽大，够得上二十来个人办公，但是只有一个书架、两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所以显得空空荡荡。坐下来我讲了一些前天在南京的“中秋奇遇”之后，梅益就说，他们已经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他们全力帮助我早日出版，所以问我哪些事要他们帮忙，如要不要租办公楼，要几个记者、编辑等等。我想了一下说：办一张四开小报，你们已经租了这两大间房子，只要给我一张写字台，在这里挤一挤就可以了，但是恩来同志再三叮嘱，一方面要迈进和我通力合作，但《救亡日报》仍旧要保持民间报纸的特点，不要和党报合在一起，所以还得帮我租一间小小的编辑室，最好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便于联系。至于记者和编辑，我看只要介绍一位能跑能写的记者，和一个传递信件和管杂务的工友就够了，反正这张报有一个靠当地文化界支持的传统，所以只要老梅开一张可以给我们义务撰稿人的名单就可以了。我在重庆就知道姜椿芳他们办了一个时代出版社和一张《时代日报》，所以我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找老姜那里的人帮忙。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租编辑室的事和找记者、工役由梅益负责，迈进则帮助我代管一下总务工作。最后我说，这张报不管办得如何，无论如何要尽快出版，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一星期内办妥。
我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拜访了留在孤岛奋斗的先辈、旧友，（郑振铎、夏丐尊、傅彬然……），和梅益开给我的名单上的知名人士（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周予同），转达了郭沫若社长对他们的问候，和希望他们对即将出版的《建国日报》的支持。这之间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去访问卧病中的夏丐尊先生的时候，他表示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在大后方写的那几个剧本。这件事对我个人说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一九四六年我去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在上海的家用，就靠这几本书的版税。其次是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但在孤岛时期，他自告奋勇地当了我在上海的著作权益代理人，上海进步剧团演了我的剧作，他就代我收上演税，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我向他道谢，他还说事情办得不够周到及时。也是在他家里，我认识了顾仲彝和苦干剧社的几位演员，我认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
《救亡日报》复刊的事进行得顺利，梅益帮我在泗泾路美生印刷厂楼上找了一间厢房作为“编辑部”，并介绍顾家熙同志作为报社唯一的记者。一切筹备就绪之后，我就根据国民党中宣部发表过的“凡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的规定，给国民党市党部发出了一封《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申请登记的公函，这张小报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正式复刊。
《建国日报》除报名外，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在第一版上，我写了一篇《复刊词》，开头就说：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敌侵淞沪，我军奉命撤守，在那个最暗淡的日子，本报发表了社长郭沫若先生悲壮的社论：“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忍泪暂时和上海的读者告别。……但是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就间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贡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说“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在当时，我们的确是除了奴隶的锁铐之外，再没有可以失掉的东西了。这锁铐在我们民族身上已经戴了近一个世纪，使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日本军阀想要灭亡中国，征服世界，在“八一三”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是这个戴了锁铐的东亚病夫，是决不会成为他们征服世界这雄图的障碍的，可是，出于日本军阀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民终于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了。日本军阀希望我们不抵抗，我们抵抗了；希望我们不团结，我们团结了；希望我们不进步，我们进步了。从一年打到八年，从上海打到黔桂边境，不屈服，不沮丧，以血肉之躯来抵抗飞机大炮，用无比的坚韧来度过了长期的苦难，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大的试炼，而现在，戴在我们民族身上近一百年的锁铐终于打碎了。在抗战中，作为新闻记者，我们以文章报国之心，我们呼吁团结，呼吁进步，呼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把抗战进行到底；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复刊之始，感慨万端，《建国日报》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一如既往，永久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这一小小的刊物，能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所贡献，还是期待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指示。
一张四开报纸的版面，是很难安排的。我们仍旧辟了一版名叫“春风”的副刊，创刊号上我也写了一篇题为《杂谈副刊》的发刊词。此外，考虑到沦陷了八年的上海人民不太了解所谓“大后方”的起初情况，而国民党的党报又不断地制造谣言，美化他们的“领袖”和吹嘘那批常败将军的“战果”，我们也就针锋相对地用“记者”署名，每天发一篇四五百字的“乱离人语”，来揭露大后方的多种奇闻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