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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桂林已经有了《救亡日报》，长沙有了《抗战日报》，办起来也只会分散力量，所以他想办一个通讯社，发挥“青记”在各地会员的力量，通过香港、仰光等地，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真实信息发往香港、南洋和海外的侨报，为争取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尽一点力量。他还说，这个设想已经酝酿了很久，在武汉也经章汉夫请示过恩来同志，并得到他的赞成和欣赏。当时我在桂林办《救亡日报》，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央社”实行“新闻垄断”，而我们又没有可能派记者到战地去采访，所以当长江说“青记”在延安和晋冀鲁豫都有会员，可以通过这个通讯社向国内和海外进步报刊提供战地通讯时，我就举双手表示赞成。一九三八年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年头，希特勒在欧洲蠢蠢欲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汪精卫等正在千方百计地向重庆“诱和”，企图破坏国共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大后方和海外侨报透露一点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一点抗日最前线的真实信息，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长江同志的意见很快得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和桂林文化新闻界的支持，对建社方针、具体业务，长江和胡愈之、张铁生、陈此生等同志作了反复的讨论，最后决定了两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政治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形势，范长江和主要负责同志都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国民党、民主党派、桂系）联系，争取公开合法。这样，“国际新闻社”就于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桂林正式成立。由于当时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已有近千人的会员，并在延安、华北、重庆、香港等地有了分会，所以，“国新社”除总社设在桂林之外，“青记”的各地分会也就成了“国新社”的分社。据我记忆，“国新社”成立时只有一个小而精的办事机构，脱产的专业人员很少，绝大部分社员和社友不仅都是义务撰稿，而且还为总社筹募基金。
“皖南事变”之后，“国新社”桂林总社和《救亡日报》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在大后方的工作被迫停止，但是在解放区和香港的分社依然存在。一九四○年二月，长江和我都到了香港，与在港的金仲华、郑森禹、胡仲持、杨潮、王纪元、张明养等同志一起，在廖承志同志的支持下，加强了香港分社的工作。为传播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真实信息，反对英、法、美等国的绥靖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在香港及东南亚华侨报刊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同年五月，由邹韬奋、范长江、茅盾、沈志远、金仲华、于毅夫等联名发表的有名的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也是通过这个通讯社用中、英文传播到南洋和欧美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港文化新闻界在东江纵队的大力协助下，分批经东江、澳门撤退到韶关、桂林。范长江和韬奋转道赴新四军根据地。国新社的工作中断了一个时期，但它的社员和社友们依旧在新闻战线上艰苦奋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新社又在上海和香港等地恢复工作。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民主和自由而奋斗，直到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宣告结束。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艰难地工作了整整十年，历史是短暂的，岁月流逝，人事沧桑。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范长江、孟秋江、陈同生、金仲华都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建社初期的“青年记者”和一大批“小青年”，现在也已经年逾花甲、古稀，他们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诬陷和迫害。到现在，即使在新闻界，知道“青记”和“国新社”的人，可能也已经不多了。但是，范长江、孟秋江、金仲华、陈同生这些先驱者的名字，将在中国新闻史上永久发光。“青记”和“国新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作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必将永远不会被人忘。
《国新社回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新闻史提供了许多真实可贵的史料。作为“国新社”的社友，愿把这本书推荐给有志于新闻工作的读者和其他读者，以奠故人，以励来者。
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忆老友承志
──《廖承志诗文钞》代序
一大叠《廖承志诗文钞》的清样，摆在我案头已经很久。廖茗（笃笃）要我替这本书写一篇序，催过我也不止一次了。可是翻阅他的每一篇诗文，都使我感到哀伤，他走得太早了！承志比我小八岁。假如他今天还在，正好是八十岁，但他离开我们已经整五年了。
提起笔来，数不尽的往事就浮映在我的心头。
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工作。当时在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李人一介绍给我一个刚从广东到东京的青年人，一身和服，穿着一双高高的木屐，显得更瘦长了。他向总支部报到，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岭南大学入党的，还谈了一些国内情况，我给他登了记。直到他走了之后，李人一才告诉我，他就是仲恺先生的公子。那是“四一二”事件之后不久，在东京的国民党发生了分裂，西山会议派砸了总支部的机关，我被警视厅传讯，接着就被迫回到上海。下一年五月，发生了济南事变，承志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组织留学生上街示威，被捕后也就被驱逐出境。
我和他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二八年八、九月间，在上海虹口吴淞路有恒路口蔡叔厚办的绍敦电机公司。这表面上是一家销售和修理家用电器的商店，实际上则是中共闸北区委的联络站。蔡叔厚是我的中学同学，留学过日本的电机工程师。青年时代就是杨贤江、胡愈之的同乡好友，所以他一九二七年入党之后，这家公司就成了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上海来的革命党人的掩护所和联络点。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住在这个地方。由于蔡叔厚当时没有政治色彩，又是一个“老板”，所以从日本回来的共产党人都把这家公司当作安全的落脚点。当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郑汉先（陈德辉），也经常在这里约人见面和开会，廖承志到绍敦公司来找我，就是郑汉先带他来的。这时他已经西装革履，很神气了，所以我打量了他一下之后就对他说：“为什么不穿和服了？到这儿来，穿和服最保险，因为这一带的巡捕最怕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几乎每星期都到这儿来，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他还带些日本点心、寿司之类来请客，渐渐熟了，我和他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时他才二十岁，才华横溢，爱开玩笑，搞逗人的小动作，但显然还缺乏社会经验，不懂得旧社会的人情世故。他知道日本的事情比知道中国的还要多。所以蔡叔厚一再“传授”他防止特务盯梢的办法，和搞地下工作的技巧。我也对他说，碰到外国巡捕，你最好讲日本话，冒充日本人。他在上海呆了不久，就飘然到欧洲去了。直到一九三二年又回到上海，依旧在绍敦公司见面。这时他老练多了，但是爱开玩笑的脾气没有变，爱吃寿司和日本酱萝卜的习惯也没有变。
一九三三年三月底，蔡叔厚从特科得到消息，说廖承志和罗登贤被捕了，押在老闸捕房，宋庆龄和柳亚子正在设法营救，请了一位叫唐鸣时的大律师给他辩护。开庭那一天，特科还派人去旁听。据说在法庭上他很潇洒，还对法官做了鬼脸。关了不久，由于宋庆龄的营救，和他母亲何香凝逼着吴铁城给蒋介石打电话，就保释了。这之后无影无踪，后来才知道他到苏区去了。关于他的被捕和保释，《诗文钞》中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一篇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他给柳亚子的信；一篇是他一九八一年为悼念宋庆龄而写的《我的回忆之二》。
抗战开始，上海沦陷。一九三七年底，我和潘汉年一起到香港。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到跑马地何香凝先生寓所见到了他。这时他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一方面协助宋庆龄、何香凝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向港澳及海外侨胞筹措经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及东江纵队，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共南方分局的负责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分局和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全面工作。他是名副其实的华侨世家，仲恺、香凝先生在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