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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抓剧本创作的同时，党的电影小组还抓了电影队伍的组织建设和电影 评论工作。为了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进步创作力量，电影小组把以“左翼剧 联”盟员为主的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各影片公司去，如沈西苓、郑 君里、舒绣文、魏鹤龄、王莹、艾霞等，都是这时参加到“明星”或“联华”、 “艺华”去的。在理论工作方面，在党开始领导电影时，已经有了一支戏剧 评论队伍。一九三○年下半年，成立了由剧联领导的“剧评小组”，田汉、 石凌鹤、陈鲤庭、唐纳，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后来又扩大而成立了“影评 小组”。“影评小组”先是由剧联的田汉领导的，一九三三年以后扩大成一 支相当广泛的队伍。不仅成员相当广泛，而且还打进了当时公开发行的大报 副刊，不仅是《申报》、《时事新报》、《大晚报》，连国民党 CC 派的《晨 报》的电影副刊，也掌握在进步影评人的手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 通过剧本创作、队伍建设和电影评论，中国的进步电影运动在一九三三年达 到了高潮，当然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随之而来的，是进 一步的威吓和迫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现捣毁艺华影片公司的事件 后，一九三四年，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国民党文化头目潘公展又压迫明星公 司必须改组编剧委员会，这样，党的电影小组的工作也就更为艰难了。
一九三四年后，我们采取了更加灵活和隐蔽的方式，用各种笔名或用导 演兼任“编剧”的名义继续为各影片公司提供剧本。这样，在一九三四年十 月以前，我们仍对“明星”和“联华”的剧本创作起着主导作用。同年十月， 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和党组织的破坏，形势更加恶化，我和阿英、郑伯奇不 得不离开“明星”，以后该公司拍摄进步电影就处于一个低落时期，进步影 片就只有沈西苓的《乡愁》、《船家女》和洪深的《劫后桃花》等极少几部。 在“联华”，进步电影工作者利用公司上层分子在这剧烈动荡形势下都想扩 大自己实力引起的尖锐矛盾，团结、争取具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工作者，孤立、 打击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右翼势力，蔡楚生、史东山等继续拍摄了《渔光曲》、 《大路》、《新女性》、《神女》等进步影片。一九三四年夏，为了开辟新 的阵地，继续扩大进步电影的力量，通过司徒慧敏争取了马德建、司徒逸民 等人的合作，组成了电通制片公司，田汉和我以及孙师毅都参加并负责了该 公司的剧本创作。一批进步的电影、戏剧、摄影、音乐工作者如袁牧之、陈 波儿、许幸之、应云卫、沈西苓、聂耳、吕骥、贺绿汀、吴印咸等，通过党 的安排，也都参加到“电通”中去，充实了它的创作力量。因此仅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它就拍出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好几部进步影片，田汉、 孙师毅和聂耳、贺绿汀、任光等这时为中国电影的歌词、音乐作出了重大贡 献，其中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渔光曲》、《铁 蹄下的歌女》等电影歌曲，都以激越的时代感和民族气息赢得了人民的喜爱， 在社会上很快传唱开来，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进步电影运动曾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它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进步电影运动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有 它的缺点错误，也有它的幼稚的一面。中国电影起点很低，基础很薄弱。在 本世纪初，上海已有了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等，就是没有电影学 院。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懂得一点电影的，只有孙瑜在美国学习过电影摄 影，洪深在美国学过戏剧。至于我们这些人，所有的编、导、演，都没有受 过专业训练。阿英、郑伯奇和我都是从外文杂志上知道了一些外国电影的理 论、剧本，就冒冒失失地摸索前进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时那些作品，就 像约四五十岁的人看他幼儿时期蹒跚学步的照片，不免会感到羞赧。加上影 片拍出来了，国民党和租界工部局都要检查，最后和观众见面的，就往往不 是构思完整的、符合我们原来心意的东西。一岁半、两岁的孩子学步，又想 跑得快一点，跌跤是难免的，跌痛了自己知道，也不觉得后悔，而旁人看来， 肯定会觉得幼稚可笑的。中国进步电影是在三十年代“左”倾路线时期成长 起来的，在瞿秋白同志的教导下，我们没有犯过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 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由于对电影这复杂的新兴艺术的特性缺乏 了解，加上当时年少气盛，急功好利，不能从实际发出，多考虑一点当时的 特定环境，因此往往授敌人以把柄，同时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寓 教育于娱乐之中”等问题上，总的说来也还存在着偏“左”的倾向。今天从 回顾中总结经验，可以明显地得出结论：一是从事电影工作，一定要认认真 真、切切实实地掌握这门艺术的特有规律；二是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从 实际出发，必须时刻记住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写一句对话，拍一个场 景，都要考虑到群众的喜闻乐见，都要考虑到千千万万群众的接受程度，都 要考虑到电影的社会效果。不这样做，是必定失败的。
这本集子里还收入了洪深、欧阳予倩、蔡楚生、孙瑜、吴永刚、郑正秋 等人的作品。他们当时是爱国的进步作家，在党的团结、领导下，接受了进 步电影运动的影响，世界观逐步改变，编导了一批在中国电影史上很有影响 的影片，后人决不会忘记他们的艰辛劳绩和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
去年秋天刚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二十——四十年代电影回顾展，现在上海 文艺出版社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