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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上海后，知道了这个消息，抢先向我报名，非去不可。我和梅益都表示同意。这时，他猛然把两只大手按在我的肩上，附着我的耳朵说：“一九三三年以前的事你不知道，这之后一直到今天，我在白区的工作，好的坏的，你都得给我作个鉴定！”这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党的无限忠诚，这也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
从他魁梧的身体到他刚直的性格，他真可以说是一个燕赵豪侠之士，待人宽厚，律己甚严。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重庆，我们都在泥泞和荆棘中作战，我想，用“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对他是完全适用的。一九四四年冬天，有一次，老舍约我和他到姚蓬子开的书店去吃饭。舍予和之的都是酒豪，喝了几杯之后，大家就不免高谈阔论起来。当蓬子指着书架上的一 些“正中书局”出版的书籍对老舍说：“这种书是摆一年也卖不掉一本的，可是不摆着又有什么办法？”老舍用他特有的幽默刺了他一下，于是姚蓬子恼羞成怒，反唇相讥，几乎要翻脸。我看看身边的之的，他却似乎听而不闻，只管自酌自饮，我觉得很奇怪。饭后出门的时候，之的悄悄地对我说：“如何？我这个人还是粗中有细的。这种场合，老舍刺他一下，比你我打他一拳更难受。”
在一条路上一同工作、斗争了二十多年，唯一遗憾的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他突然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千里以外的昆明参加西南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除了向王苹同志发了一份唁电之外，连拊棺一恸也不可得，这实在是太怆痛了。假如他今年还活着，也还只有六十九岁。以他的精力、生活、健笔，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该有多少作品可以留给后世啊！
动了感情，就没法再论述他的作品了，但这些都是大时代留下来的一个个磨灭不了的足印，它们是会永存在人们心里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原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电影卷》序
《中国新文学大系》在编第一个十年时，由于当时电影还只处于草创阶 段，因此没有编入。现在编第二个十年时，专门设立了电影卷，这是很值得 高兴的事情。
各国电影发展之初，都没有完整的文学剧本，中国电影起先也只有幕表， 即故事梗概和剧本提纲，至于有完整的电影剧本出现，那还是进入三十年代 以后的事。但作为综合艺术，文学是电影艺术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无论把电影特性提到多么高的地位，总还需要建筑在一定的文学基础上。中 国早期优秀电影，就其文学基础而言，自应归属于五四以来新文学范畴，在 《新文学大系》中得到历史的记录和真实的反映。
电影是发明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兴艺术，它真正成为一门艺 术，可能应该从一九一五年格雷菲斯的《一个民族的诞生》或者一九一六年 卓别林的《流浪汉》算起。和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等比较起来，它的年 纪确实很轻。别的艺术有千百年的历史和传统，而电影的历史还不满一百年， 如果从一八九五年法国发明电影算起，也不过八十八年。历史短，缺乏深厚 的传统根基，这是它的弱点，但电影是一项综合艺术，可以广泛吸收多种艺 术之长，为自己开拓广阔的发展天地。同时，电影的发展同现代科学技术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借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 彩色，从窄幕到宽幕，现在又正从银感光胶片摄影向磁带录像发展。加上电 影既是艺术品，又是娱乐品和商品，不仅是一种强有力的传播媒介，而且有 很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有了这些条件， 电影就在短时期内飞快地发展起来了。
电影诞生后不久，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很快传到了我国。先 是外片来华放映，接着是外国商人来华开设影戏公司，雇员拍片牟利。至于 中国人自己开始拍电影，最早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在一九○五年拍的谭鑫培 的舞台艺术纪录片《定军山》。拍故事片，能考证到的就是一九一三年郑正 秋编剧，郑正秋、张石川联合导演的《难夫难妻》。说到比较正规的电影制 片厂，以及具备摄影棚、洗印设备、专业的导演、演员等条件的，那是二十 年代初叶的事了。粗具规模的电影厂是明星电影公司，它是一九二二年成立 的。天一公司成立于一九二五年，联华公司成立于一九二九年。最早的故事 片，能独立作为文艺作品的，也许是明星公司的《孤儿救祖记》。再往前， 还有一九一三年黎民伟拍的《庄子戏妻》（即《蝴蝶梦》）。因此，和亚洲 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电影的起步不算太晚。
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政府办的电影制片厂，所 有的电影公司都是私人办的。最初拍摄较多的是一些风景、时事和介绍社会 见闻的纪录片，以及滑稽打闹、封建说教、怪力乱神之类的短片。从事电影 工作的人——从老板到导演、演员、摄影，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演员 大多由文明戏演员兼任，白天拍片，晚上演戏。影片的情节、风格往往是摹 仿、照搬美国影片，而美国却是一个由许多民族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因此， 美国电影没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这使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气息。
二十年代初叶，中国电影事业的规模逐步开始扩大，摄制了长故事片。 当时，资本家把电影看作是他们安排资本出路，解救自身危机的有利可图的 事业，纷纷进入电影领域，造成电影事业的暂时繁荣。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 三一年，上海各影片公司共拍摄了约六百五十部故事片，绝大部分是封建伦 理、饮食男女和神仙怪侠之类的东西。以中国电影发源地上海来说，二十年 代末，三十年代初已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电影公司。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 沪战役之后，中国电影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 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这种形势极大地 改变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要求和审美趣味，反映到电影上，他们看厌了神怪武 侠、鸳鸯蝴蝶、封建伦理等类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影片，而迫切希望看到 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愿望的影片。电影公司这时如果再拍过去那种荒诞 离奇、情趣低劣的影片，就会受到广大观众的厌恶，遭遇到赔本乃至倒闭的 危险。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一些电影公司的主持人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 的制片方针，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不同程度地从脱离现实向反映现实的 进步方向转变。由于美国电影从一开始就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电影市场，这时 一些经营电影的民族资本家也想利用制片方针的改变，加强号召力，取得观 众的支持，在电影市场上占一席地位。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人民群众和电影工 作者迫切需要电影从这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跟上时代发展的重要时刻，组 织和派遣力量进入电影界，具体着手进行了参加电影工作的。
党对电影事业的关注，可以说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的。一九三一年九月， 在党的领导下，在左翼剧联通过的《最近行动纲领》里，就提出了电影战线 上斗争的纲领和方针，到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党的地下组织更抓住明星公 司面临困难，要求左翼文艺工作者给予帮助的机会，由瞿秋白同志主持会议， 对电影界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会议决定由阿英、郑伯奇和我三人一起 参加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鉴于当时电影界的情况非常复杂，不仅有官 僚资本插手，而且有种种黑暗势力的侵袭，因此秋白同志特别指示我们进去 以后“要认真、要小心，先立定脚跟，搞好关系，不要急躁”。以后，在一 九三三年三月，在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由阿英、尘无、 石凌鹤、司徒慧敏和我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在十分困难和缺乏经验的情况 下，展开了占领电影阵地的各项工作。
当时正值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我们打进私营电影公司去，就有人指 责我们和资本家合作。但当时我们是寄人篱下，国民党反动派掌握政权，所 有的电影制片厂又都是资本家办的。我们参加电影工作，一方面国民党、租 界工部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