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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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在一九二八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低潮时期。上海挤满了各革命地区被迫出亡的革命人物：有斗争中的幸存者，逃亡者，老老少少，各式各样。其中有不少是女青年，留着还存有剪刀痕迹的短发，大睁着稚气的眼睛，带着发自内心的炽热的革命激情，散发着随时都准备为革命冲锋陷阵和牺牲生命的浪漫气质。这正是“五四”运动的狂飙时期培养出来的新女性的一种典型，现在从某些老革命大姐和女知识分子身上还常常能够见到。
　　王莹就是这些女青年中的一个。她的特点是人虽显得老练，但其实年纪还轻。完全没有革命低潮时期常见的那种悲观消极情绪，而是热情积极的。另外就是对革命文艺的深切爱好。
　　正是由于后面这一特点，王莹和我有了工作上的关联，并比较接近。当时左翼力量正在电影和戏剧界展开工作，王莹在这方面显现了她的才能。她接连主演了好几部进步电影和话剧，成了通常所谓的电影明星。这个称号和所带来的名声、地位和物质享受，曾经腐蚀过不少年轻有为的女演员，毁灭她们的高尚理想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间。但是王莹是受过严酷考验的革命者，能够抵拦住物质的诱惑。这在王莹和我的接近中，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王莹每次和我谈话，总是提出革命面临的问题，并寻求答案。这显现出来王莹魂牵梦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王莹曾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受到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而始终保持了节操，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倔强。后来，王莹愤懑地呼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的口号，曾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她也并不因此而表示丝毫的妥协；随即离开上海，出走日本。
　　一九三五年王莹从日本回国参加电通公司拍摄《自由神》影片，参加业余剧人协会。抗战开始参加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二队，热情地投身于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作出了为人称道的成绩。
　　我再见到王莹，是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之后。我和范长江、金仲华、司徒慧敏诸同志从香港取道澳门返回重庆，其中就有刚从南洋宣传抗战到达香港的王莹在内。她化装成一个村妇与我们同行。虽然岁月无情地给这个昔日的少女增添了老成和持重，但她的革命热情仍然丝毫不减当年，言谈笑语间依旧闪现着她昔日的光彩。
　　返回重庆后不久，就听说她和谢和赓同志到美国去了。王莹一去十三年，这期间祖国解放了。大家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兴奋和忙碌，我也不例外。忙到连怀念远方战友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心想，到了该回来的时候，王莹当然是会回来的。
　　王莹夫妇回国是一九五四年底，是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的。一九五六年她被分配在当时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即后来的北影编辑处作编剧。她们夫妇来看过我，但是来去匆匆，我们深谈不够，我对她的关心也不够，这　真是十分遗憾。
　　王莹夫妇走上工作岗位没有多久，她的丈夫谢和赓同志，一个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北大荒劳改去了。王莹在香山乡下租了几间住房，从城区搬走，再不进城，极少见到。一九六○年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香山邀集电影界举行宴会，发现王莹没有参加，临时派人接她与会。见她意态消沉，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默默地不发一言。当时我对她的情况竟然全不了解，此后，也再难得见到她了。
　　十年浩劫开始，我立即失去了自由，无暇他顾。待到漫长的九年之后我重新得到了自由，才知道王莹早已于一九七四年死于狱中。她的死讯曾使谢和赓同志神经失常，入安定医院多方治疗才得痊愈。并且还知道，王莹罹罪于我的同一专案，并且有一阵还与我关押于同一监狱，虽然我完全不可能知道，但她是为我吃了苦的。每想到这里，我总是十分难过。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就爱好文学，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姿。我相信她的小说一定能得到知音者的赏识。
　　这两部小说共近六十万字，而且还有多种异稿和修改稿。这件事实本身，就表明演员王莹又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这样的同志是不应当忘却，也不能忘却的。
　　于是便写了这篇类似序言的文字，以作纪念！
　　一九八○年春写于北京（原载王莹著《两种美国人》、《宝姑》，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今日谈》代序
　　　　　　　　　　　　　　　　　
　　从一九三七年抗战到全国解放，我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写社论，写时事述评，也写杂文。我还试验过用杂文形式写社论、政论，有时效果也不坏。在解放前当过记者的人似乎都有一种类似的经历，就是这类文章写多了，会“上瘾”，一天不写或有所感而不写出来，就像少做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上瘾？其味就在于有话就讲，有气就出。晚上写，天亮见报，也就是顾虑少，见效快，偶有警句很快就会在社会上传开。回想起来，我写这类文章有两个时期写得最多，也最痛快，一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主题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内战，搞“劫收”，用流氓手段反苏反共；另一个时期是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之后，主题是揭露垮台前夕的蒋家王朝的内外矛盾，如美蒋主仆之间的互怨互嘲，小朝廷各派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闹伪选，发金元券，“太子打虎”之类。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富于喜剧性，所以我就嬉笑怒骂，写得十分欢畅。但是后来想想，问题也还不少，这就是在势如破竹的胜利条件下，偶尔也会不自觉地忘记“有理、有利、有节”中的这个节字，误伤了一些正在转变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当时，我们要嘲、讽、骂的对象是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基本上是敌我矛盾，所以这些文章现在看看也还觉得可以。可是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九四九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报迟，新闻单调，社会短评很少，还有一件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同时，尽管当时还有抗美援朝的战争，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十之八九都已经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情，乃至不同的文风。但是，对于上了瘾，成了习惯的人，有感而就想动笔这种习惯，也还是很难改过来的。解放后，我也写过一些杂文，这之间就不免引起问题，出过毛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十年代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废名论存疑》。为了这件事，我搁笔了一个时期。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同志两次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也正在这个时候，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吴晗、廖沫沙、邓拓同志的《三家村札记》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当《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负责人陈笑雨同志设想要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的时候，我就“旧病复发”，不仅“欣然同意”参加，而且还推荐了沫沙、唐彛�、孟超等同志合作。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袁鹰同志问我还有什么人可以邀约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说：“可惜绀弩不在。”为什么我这样积极？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自己的积习难改，其次是那时正在三年冒进之后，在新闻界，“亩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假大空”（这是苏联“客里空”的翻版和发展）盛行，文艺界则把写作题材卡得很死很死，号召文艺必须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这都是和恩来、少奇同志的意见相违反的。也许有人还会记得，丰子恺在上海写了一篇散文《猫》，就受到了批判。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人民日报》同志给我看了由报社编委会讨论通过的办这个专栏的一份书面方针，其内容是：“希望这个专栏在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在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我赞成这个方针，特别是对“匡正时弊”、“增加知识”这两点，认为十分　必要。“时弊”，指的是“当时之弊”，主要是假大空、顺杆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