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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五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另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的十五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原载《夏衍杂文随笔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年八月出版。）
《夏衍论创作》自序
我不止一次说过和写过，我不是一个作家，更不是一个文艺评论者，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只是一个文艺园地里的杂工，干了一些碎活。我喜欢文艺，读了一些书，但这不是有系统的学习、研究，而只是无计划的“杂览”。从抗日战争前后起，我写了一些不合格的剧本，和相当数量的杂文随笔，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不仅不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是我重读这些文章，却并没有后悔的意思，也不想加以修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当时，正是革命和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因此，去年出版了两册作品选集和一本杂文随笔集，我都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和掩盖。
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作家谈创作”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这对我说来确实是一个难题。“谈创作”的文章，我写过不少，可是如前所说，我是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更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我写过的这一类文章，都是我个人习作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乃至带有主观性的感想和记录。从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我写得最多、最杂，也可以说，写得比较恣肆。五十年代以后，我担任了行政职务，讲话和做文章就不免要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在左风压人的时候，也难免有违心之论，歌德之词。但是，对于创作的一些论点，例如文艺服务的对象要广，应该包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题材要宽，作家可以和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文艺（包括创作和评论）的作用是感人而不是训人，文艺工作者要多读书、多联系人民群众、扩大知识面，要重视技巧，反对“直、露、粗、多、假”等等，则是前后一致的。我的这些想法——也可以说是我探索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我的“滔天罪行”，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不想理会这些，自反而索，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
按照茅盾同志的说法，这个集子的文章都已经是“陈年冷饭”，现在再把它集合起来，一方面可以让人们看到我在半个世纪中走过来的足迹，同时，对于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也许还有一点参考作用。
这本书是李子云（晓立）同志给我搜集、编辑的，她还给我删节了一些重复的章节，和校订了一些以前版本中的误植，对此，我对她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六月（原载《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
《蜗楼随笔》自序
一九八○年，应三联书店之约，几位热心朋友替我编印了一本《杂文随笔集》。这本集子，主要选自抗战时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出版的《边鼓集》、《劫余随笔》等几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过的《杂文与政论》，这之外也加上了一些以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在当时，由于找不到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七年在香港出版的报刊，所以这本集子编成之后，廖沫沙同志给我写的“代序”中就说，选进这本集子里的，只是我写的杂文随笔之类文章的五分之一。去年春，得到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协助，看到了一本一九四一年韬奋同志在香港主编的《大众生活》合订本，发现这份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我写的文章，后来，顾家熙同志又给我找到了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章汉夫同志主持的全套《群众》周刊，我又发现了从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这份周刊曾为我辟过两个专栏，也是每期都写，每期都有两至三篇，单单这两个专栏，据顾家熙同志估算，大约有十五万字。为什么要开辟这个专栏，我曾在一篇回忆《华商报》的文章里写过：“《群众》是党的理论刊物，长文章多，销路打不开，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同志就开辟了《茶亭杂话》这个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专栏叫《茶亭杂话》，而在广东，“王老吉凉茶”很有名，所以我就用了汪老吉这个笔名。这个专栏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起，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忽然，香港的一家小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汪老吉就是某人某人，他卖的不是凉茶，而是蒙汗药，并恐吓说“当局正密切注意中”。这些勾当，本来是不值得一顾的，但是当时是“寄人篱下”，为了避免麻烦，于是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起，我把专栏的名称改为《蜗楼随笔》，另用了任晦之这个笔名，继续写下去，一期也没有间断，直到同年十一月底，我因工作关系而主动搁笔为止。
这些文章写在三十五年之前，可以说都是“陈年冷饭”了，自己看看，也觉得恍如隔世。那么为什么又把这些过了时的东西拿出来呢？说实话，当顾家熙同志不辞辛劳地把这些杂文抄录出来的时候，我的确迟疑了很久。最后，促使我下决心让它和今天的读者见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正因为它写的是三十五年前的事情，而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这两年，正值解放战争后期，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命运的转折关头。今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了题为《历史的考验》的一整版文章，这篇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应该一读的文章一开头就说：“……三十年来，历史前进了，形势变化了，中美之间也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仍然是中美关系航道上的暗礁，使航船随时有触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五○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那个转折关头，美国决策集团对台湾问题的种种考虑，其意义恐怕不止是为历史爱好者们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资料而已。”正因为历史前进了，形势改变了，时间相隔了三十五年，所以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