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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旧事象还存在着是不是真实呢？高尔基回答说：“当然这是真理，而且对于一切丑恶的存在的指出，都是对于真理的服务”，问题只在于这个医生站在什么立场，对于自己的医术有没有信心，能不能坚决地诊断这个病人的“没有希望”，和对于这些“未死”
的东西有没有好感和爱惜的地方。假如“他自己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一方面认定了这个“未死”的必死，“未死”只不过是“暂时起作用”的现象，对它再没有任何的眷恋；另一方面认定了“方生”的必生必长，现在的“萌芽状态”正是明天迅速长成的起点，它才是“永远起作用”的东西，而对它充满了爱和热望，那么，当他的笔尖接触到新的和旧的“方生”和“未死”的时候，他的好恶，他的爱憎，哪一方面应该催生，哪一方面应该送葬，不也就随带着可以决定了么？
真的，文艺工作者的事业是困难而又复杂的事业。我们要正确地诊断出这个“未死”
而必死者的病症，指出他的传染性而唤起一般人的警惕、提防，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无保留地参加“方生”的一面，全心全力地去同情他们，歌颂他们，肯定他们。毫无疑问，当我们要描写新生力量的时候，必然地会接触到腐朽的一面；在此，我们就“必须学习观察，在旧的腐败物冒烟的余烬中，未来的火花是在怎样的爆发起来，怎样的越烧越旺。”（高尔基：《论现实》）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在任何以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自诩的人，在口头上、在理论上，是决不会肯定“未死”而否定“方生”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太过于被动地遵从着客观主义的传统，没有鲜明的立场，不能狠心地斩断对于旧社会旧事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描写陈旧的真理当中没有指出新的真理，没有指出在崩溃的古老事件的混乱中人的内心已经产生的那种新的东西”。更没有用最大的力量去指出这种新的东西已经存在，已经长成，而且，也只有这种新的东西才能起永远的作用和不可战胜而已。
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使我有机会重新把自己作品的病源检查了一遍，并请你致意参加这一讨论的朋友，我感谢他们的指教和关切（见我的《蜗楼随笔》）。
以上所说，我想完全可以适用于这儿所选的几个剧本，所以转录于此，作为这本书的代序。
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这条路，是漫漫而修长的，让我们上下求索，继续前进，让我们更好地学习、更好地生活，明确而彻底地解决这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吧。
一九五九年五月（原载《夏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出版。）
《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开始写文章向报刊去投稿，记得大概是我十六岁那一年。中学生写的“作文”，被录用的机会当然是很少的。有一次一篇短文被上海《时报》的副刊录用了，得到的稿酬是“有正书局书券二角”，就是凭这张券，可以到有正书局去买两毛钱的书。五四运动之后，我参加了《浙江新潮》社，除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一些文章之外，还写了一些杂文、随感投到北京的《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但是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新青年》作为“读者来信”登出了一篇，好像还在《觉悟》上发表过几篇，可是连题目也记不起了。
一九二○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除出一篇之外，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一九三○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副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我大概写过六七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 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五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一千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