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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看过德丽奥和安娜。史丹的卡丘莎，我也从书本和舞台上看过法国巴大叶和田寿昌兄所改编的剧本，因此，当鲤庭和君莉一再怂恿我再来一次改编的时候，压服了我不自量的冲动的依然是忸怩和惶恐。改编本来是不讨好的工作，加上我的对象又是山一般崇高，海一般浩瀚，大自然一般丰饶与壮美的托尔斯泰！君莉、鲤庭两兄热心地给我找来了巴大叶的陈绵译本，寿昌兄的改编本，以及一些可供参考的书籍与画片，可是人事匆匆，山城挂上了雾幕，戏剧季一开始，我就像带着一个“宿题”的学生似的回到重庆来了。
我几乎是无为地度过了一个冬天。朋友们说今年的戏剧季不够热闹，但是首次到首都来的人已经充分满足于剧目的丰富和演技的精进了。当然，各人有各人的黄金色的理想，因之从这些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之中就可以产生各自的不满，我常常觉得在今天这种现况之下，从事艺术的追求很像一颗企图从瓦砾中萌长的弱草，生根的不是沃土，瓦砾是那样地无情，可是执策而临的人们却又是那样地对瓦砾宽容，对弱草苛厉！滋兰于菉之中，在沙漠和废墟上点缀一些绿彩，使枯渴的人群已经隐约地感到在地下还有一些盎然的生气，那不仅可以宽恕，而且值得哀悯了吧？我同情在我们周围的那些贫穷、病弱、遭人白眼，可是依旧九死无悔地坚守着戏剧岗位的朋友们的际遇，我相信也只有从他们无言的谛执之中，才能懂得他们的心情，才能体会出他们的欲求与苦恼。我不想在这短文里面絮絮于对于上记几位朋友们的“负债”，我要说的只是我无法拒否他们用无言的凝视来代替催促的要求；在朋友们忙碌于准备一九四三年春季剧目的时候，我又明知会失败而冒了一次大险。
我得感谢巴大叶和寿昌兄的两个已经是非常成功了的剧本，我借用了他们的许多场面，不自白也许会被人指斥为剽窃，老实说，我不忍割爱他们。迫使我冒险的理由第一是为了适应于目前的上演条件，这儿所说的“上演条件”自然不局限于舞台；我不想絮述困难，时代已经使读者变成了敏感—— 第二，那当然是在这条件之下的微弱到不足道的使我冒险的冲动了，我不想把它写成一个哀婉的“恋爱故事”，但也得宽恕我没有把托翁那样执拗地攻击的司法制度和寿昌兄那样多彩地描画了的土地问题放在这改编本的主位。我只写了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却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磋跌、如何创伤，如何爱憎，如何悔恨，乃至如何到达了一个可能到达的结果。读托尔斯泰，常常使我苦痛，在这次冒险过程中不知有几次使我掷笔欷殻В〕錾碛谝桓龉笞寮彝ィ揖醯迷谕形桃惨丫且桓鼍蟮木裆系母旱＃把笆鼓忝亲约汉腿嗣裱庀喙亍保↙earn to make yourselvesakin to people），该更不是一蹴即达的事了，何况，用托翁自己的话来说：我还想加上，学习使你们自己成为人民所不可缺的部分。但，这种同情不该单用你们的头脑（用头脑来同情是容易的），而应该用你们对人民的爱，用你们的心！
对多艰的人民生活没有“长太息以掩涕”的真情，那恐怕连对于托翁那种用全生精力来搏斗的努力，我们也只能“用头脑”来“理解”，来“解释”，来掩卷三叹吧。Virginia wolfe（英国女作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她的论文里引用过上记托翁的名言，可不是最近有人确切地批评她说，她过于洗练的感觉，终于限制了她停止于“懂得应该”而实际上不能Akin topeople（和人民接近）吗？使压损（strain）了的物体恢复原状，使为着适应“社会”这座奇怪的机器而变形变性了的曾经叫做“人”的动物回复到平直，朴质，具有正常感觉的有人性的Human being（人），是如何困难的事啊。——在“复活”这两个字前面，我真的感到森严的恐惧了。
冒险是失败了，但在失败之后，我竟像仿佛摸到了真理的边缘。假如能够因为导演和演员朋友们的努力，让我的观众们或多或少的能从涅赫留道夫的苦恼之中感到一点人生的严肃，那么这已经是我这次冒险的收获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写于重庆
（原载《新华日报》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戏剧春秋》后记
今年九月七日，是云卫兄四十初度的日子。当日朋友们在各报副刊写了些回忆与杂感之类的纪念文章。其中我在《新民报》上写的文章说及：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应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朋友们对这提议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午，之的找我说：“抗战以来我们表扬过新闻界，歌颂过教育界，因为他们在抗战的宣传教育上都尽了常人所不曾想象和估计的力量。但，我们戏剧界呢？我们不想怨尤别人没有提到我们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自己觉得走完了一段艰苦的路程之后，我们也该回过头来看一眼这二十几年来的足迹，我们就来写一个戏吧，戏名就叫《戏剧春秋》……”他又说：“方才和于伶谈了，他也非常兴奋，我们三个之外，还有什么人呢？中国艺术剧社上演了《杏花春雨江南》之后，就没有戏了，《云彩霞》不能通过，那么几个人赶一赶，这题材是容易引起每一个人的写作兴趣的。”
立刻，我们就想起了白尘。要是他在，四个人一凑就成功了，可是他远在成都，时间的限制是不容许两地有信札往返磋商的余裕的。接着就找到了于伶，下午一同出席了在“中青”举行的云卫四十诞辰座谈会，我们听了浅哉先生和孑农兄的怀旧谈，想写这个戏的兴趣更浓厚了。这时候于伶和之的正忙着“中剧”的行政工作，我也正在计划另一个剧本。但这要写的冲动是不容许放过的。“在没有时间中分出时间来”，这是我们的口号。最初是鼎坐杂谈，追忆一些二十年来的琐事，几次之后，我们三个要写戏的人终于被“被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所俘虏了。这一切，那些可笑的，可悲的，可愤怒的，可骄矜的一切，不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吗？一个多礼拜，我们三个沉浸在回忆的悲欢哀乐之中。领导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工作过来的，还支撑着的，已经倒下了的，那些伙伴们的面影，那些殉道者的謦欬，一个个的浮现在眼前。从文明新戏、爱美剧、话剧、到新兴演剧运动，这是一条不平凡的路呀！在外，他们遭受到的是无比的冷淡，是无穷的蔑视，是被看作“戏子”，是被当作海派的代表，社会贱视他们，朋友漠视他们，各种各样的势力阻压他们；在内，穷困鞭责他们，人事苛扰他们，理解和技术限制他们……一群被认为不足道的人在旷野中长行，谁能不感到凄苦？是的，凄苦和寂寞咬嚼着我们的心。我们是知道即使在今天，在一切所谓“文化人”、“艺术家”、“社会教育工作者”这许许多多的美名下面，也还是掩饰不住蔑视的眼光与口吻的！我们要申诉！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使社会认识，为什么二十几年来，会有这么许多善良的男男女女，一定要拣择这一条荆棘的道路？为什么会有这许多人，九死无悔地守住这一个岗位？我们的目的非常卑微，卑微到只想使我们的先行者，在寂寞中感到一丝温暖，使同行者在困顿中回想一下过去的艰辛。在第四幕之尾，一个我们的伙伴在后台独语：“拍手，是的，你们知道的只有拍手，可是，有谁知道：这欢笑后面，包藏着多少人的血汗，多少人的眼泪！一批人来，一批人去，一批人暂时被人当作宠儿，明星，一批人又渐渐地从人们记忆里面消去，云霓是死了，是的，她是会被人忘记的，可是，这些被忘记了的，渺不足道的人，他们的尸骸，筑起了一条道路，不踏过这些人的尸骸，中国新剧运动是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地的。”是的，我们要感谢这些人，不辜负这些人，我们是打算追随这些人们的。
戏，开始于“五四”之后，结束于“八一三”抗战之前。最初，我们是 打算献给一个人的，但，结果，是迫使我们不能不改变计划而成为献给一群人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而在这虚构的故事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