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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个我的剧本选，许多朋友都主张把这个剧本选进去。我迟疑了一阵之后终于同意了，因为在我的那些习作中，这本剧本的“演出”——只是在“演出”上——比较的受到观众的欢迎，演出的次数也比较多些。至于剧本本身，我一直感到不满意，一直认为并不是一个好剧本，更谈不上什么“优秀”了。这决不是讲客气话，对于这个剧本的思想上、创作方法上的缺点，我在“选集”的代序中有过一段自我批评。在技术上，我在早期出版的单行本（开明版）的后记《胭脂。油画与习作》中，也已经把我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看法交代过了，拿绘画来作比喻，我“还是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剧本，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成为“作品”之前的“习作”而已。
那么，这个剧本在今天看来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意义呢？我想，假如还有一点的话，恐怕就在于这个戏的主题——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反对科学脱离政治，反对科学家不过问政治这一点了。这种思想过去有，今天还有，最近及将来似乎也还不会很快的绝灭。我自己学的是电机工程，我也有很多科学技术界、医药卫生界的朋友，在这些人中间，绝大多数是善良而“好心”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具有“科学的良心”。他们想通过自己的业务来为国家服务，为人民做好事情。但是，由于在旧社会长期脱离政治，不了解什么叫做政治，不懂得“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道理，同时，中国的科学家又还有一点所谓知识分子的洁癖，分不清楚现象与本质，把政治看成很脏的事情，对现实政治戴起白手套来，觉得还是关起门来研究干净一些，而这样的人，实际上都成了被统治阶级玩弄、利用，和作为点缀装饰的工具。原子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大量杀人，细菌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制造细菌弹，这些“好心肠”的科学家成了人类的罪人，不是太冤屈了么？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也亲自看到过他们被逼着而不能不走的各种不同的路子。正如列宁所说：“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思想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以前那些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一样，而是经过他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例如农艺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等等。”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路，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经过艺术，从旁吆喝一声而已。
我同情这种人的遭际，可是我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和做法，我们团结过他们，我们也批评过他们。我说过，对这些人，我们的鞭挞是常常带着眼泪的。
在这个戏里，俞实夫是主，其余的是副，赵安涛和秦正谊，所起的只是烘托与比较的作用。赵是自命懂得政治的，但他不知道接近人民，他把自己的位子放在人民之上，他想抓到一个地位，一种权力，来施展抱负，可以说天真，也可以说愚蠢，最愚蠢的是他不懂得处身在阶级社会，不懂得政治的力量从哪里产生出来，自命聪明，东碰西抓，为善不足，为恶又还有一点点顾忌，结果是烂额焦头，百无一事。对这样的人，鞭挞应当严一点，我太温 情了。至于秦正谊，那是等而下之，是帮闲，是知识分子中间的丑角，我用漫画笔法勾抹了他，只是限于能力，不能把他写得更可鄙可耻而已。
至于其他的角色，我不想多说了，有的是为了烘托，有的是为了作剧结构上、叙述上的必要，也有的甚至于只是一碗菜里的几片木耳和香菜，一服药里的一点调色料、糖衣，乃至水分、填充剂。甚至，也有一些人物、过场、对话完全是可有可无，可以适当地裁减。例如，香港酒店那一场的几个商人，当时这样的人很多，兴之所至，不免顺笔写了一点，今天看来，对广大观众来说，也许觉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和事了。
我同意洪老的说法，这是一个喜剧，我欢喜用这种形式。但是我不同意有些朋友的说法，拿这样的习作来和契诃夫的喜剧比拟。这是对我的过高估价，也许是对我的鼓励。但是，用粗糙的习作来比完整的油画，我觉得是僭越而不当的。有些朋友说我受契诃夫的影响很大，我自己说，我热爱契诃夫的作品，但不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契诃夫看人看事是那样的冷静，我是很主观，很不冷静——我的心是很不平静的，这，也许是我三十年来一直卷进在政治斗争中的缘故。假如一定要问，我在外国作品中受到过什么人的影响，那么我说，迭更司对我的影响要多一点，大一些。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的主要工作是办报。那些剧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我也一直认为我的写剧本是业余性质，写的时候，又大都是即兴式的，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偶有所喜，偶有所感，就不免在画本上勾描几笔”的性质。戏的主题，我欢喜“单打一”，即一个戏谈一个问题，一服药治一种病。我不相信真有一种“能治百病”的膏丹。我也不大赞成一个厨司在烹调之前就预先计算好这只菜里有多少维生素甲、维生素乙，或者多少卡罗里。替人家作菜，一定要照顾到营养，营养价值自然是愈高愈好，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人家的口味和胃纳。就是，有时得加一点调味料，加几茎香菜。这些东西有没有营养和医疗价值，我没有研究过，更说不出它们的化学成分，所以假如有人问我，这一些偶尔露面的角色，这些随口讲到的台词，对主题起什么作用？他们的“自传”如何写法？那我就完全答不上来。这一切，自然只有听导演同志来作适当的安排和取舍了。
我把演出时的处理和安排完全交给导演同志，只要戏的主题能够表达出来，要删要改，哪些地方要重一点，哪些地方要轻一点，洪老和逸生同志可以放手加工。我再说一遍，拿这个剧本来作为“五四”以来中国剧目演出的第一炮，我有点惶恐。十二年，仅仅十二年，时代变得太快了，社会风气变得太快了，有一些朋友，对今天演出这样一个剧本的意义也许会发生疑问的吧。
注：五月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夏衍同志的《法西斯细菌》，由洪深同志导演。现在夏衍同志根据演后收集的意见进行修改。八月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根据修改本再次公演。这个戏在初排时，夏衍同志曾和导演及演员们作了一次谈话，这里发表的就是经过夏衍同志修正后的谈话记录。
（原载《新观察》一九五四年十五期。）
改编《复活》后记
一九四二年从香港的战乱中归来，我在嘉陵江边的北温泉度了一个静谧的长夏。尽管世乱时艰，忧思沸郁，但是能够俯瞰着嘉陵江的清流，啸傲耽读，自己觉得已经是难能幸福的事了。我利用北泉图书馆的藏书，读了一些古今贤哲的传记，可是当我读完了罗曼。罗兰的《托翁传》的时候，我又被引起了再精读一些托翁作品的意欲了。在这书荒时代，我好容易得到了一部郭译的《战争与和平》，耿译的《复活》，残缺强半的孟译的《克里采长曲》，以及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大托尔斯泰全集》第十一卷的《戏曲集》而已。
再一次我在托翁的彩笔前面低头，再一次我在托翁的雄文前面顶礼，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使我在托翁诚实的生活态度前面肃然起敬了。
我打算不计有否上演的可能，重译一些托翁的未曾介绍过的剧本，但这计划不久就被另一个小小的野心所打断了。
为了使旅舍的斗室免得过于落寞，我在壁上挂了一幅帕斯特尔纳克所绘的《复活》的插画，我常常凝视着它，白衣的卡丘莎像是祭坛前面的牺羊，我也说不出被帕氏笔下所描绘的那双卡丘莎的茫然若失的眼睛所勾起的是怜悯呢还是苦痛！这一年有三个剧团在北碚“过夏”，我有了和阔别多年的友人们放谈的机会，于是《复活》常常成为我们谈话的主题，如何表现卡丘莎的苦痛常常成为我们演员朋友们争论的中心。《复活》是不知多少次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的，我在银幕上看过德丽奥和安娜。史丹的卡丘莎，我也从书本和舞台上看过法国巴大叶和田寿昌兄所改编的剧本，因此，